中國模式與中國未來３０年

——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

　　新華網北京５月７日新媒體專電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一書，通過作者瑪雅與十幾位著名專家學者的對話，從不同角度探討總結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對“中國為什么能”這一叩問做出了響亮回答。《參考消息》從４月２８日起連續摘發該書主要內容，以饗讀者。

　　瑪雅：你提出中國模式理論，你所理解的中國模式是什么？建立中國模式理論的意義何在？

潘維：我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是宏觀的。中國模式是關于共和國６０年成功之路的理論解釋，即因果抽象。目前學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當成中國明天的迷信，我希望通過總結概括中國模式，說明中華民族走的路是獨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有些學人會說，何必要總結中國模式，難道今天的西方不是中國的未來？在他們眼里，共和國的前３０年是失敗，后３０年是成功，而從失敗到成功是因為“補課”和“接軌”，因為回頭走上了“普世”的西方道路。我認為，這種判斷是淺薄的，而且危險的。迄今，沒有哪個后發國家成功地復制了西方模式。如果忘記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礎和高昂代價，中國就會變成“普通的”欠發達國家。西方模式的基礎是侵略性的軍事和政治、經濟機器，是通過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國，實行種族壓迫，直至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這些基礎，中國不曾擁有，將來也不會擁有，也不應該擁有。中國的復興在于闖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東施效顰，忘記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礎和高昂“成本”，我們的國家就會走上不歸路，死無葬身之地。

　　現代中國在巨變中，每隔３０年就有一次大轉折。從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３０年，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是人民共和國建立并實現獨立自主的３０年，從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９年是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３０年。人民共和國已經度過一甲子時光，來到了一個新３０年的十字路口。中華民族向何處去，是保持偉大復興的強勁勢頭，還是改旗易幟，從此走向衰敗、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題”與“反題”的爭論方興未艾，“合題”應該在中國模式之中。中國模式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這一理論模式的建立，大可稱為“中國學派”。

　　瑪雅：有人會問，中國今天成就顯著，我們說是中國模式的成功。２０年后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樣，中國失敗了，甚至崩潰了，又該如何解釋？

　　潘維：什么模式都有可能失敗。可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失敗來自什么？２０１１年是蘇聯解體２０周年，我寫了《蘇聯解體二十年祭》一文。我認為，蘇聯不是敗于軍事，也不是敗于科技或經濟，而是敗在思想戰爭，敗在意識形態之爭。核武器的降臨導致了時代變遷，限制了軍事冒險行動。思想領域的戰爭成為大國間戰爭的日常形式，通過思想灌輸使對手“自殺”，成為大國競爭的利器。蘇聯失敗是由于其知識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領導集團被征服，最終導致了觀念上的崩潰和投降，于是整個民族陷入混亂和困頓，陷入失敗的絕望。

　　同樣，中國未來如果垮掉，中國模式如果失敗，很可能也是敗在思想戰爭，是從政治話語權的喪失開始的。事實上，改革開放面臨的最大悖論就是，物質生產越成功，學界和政界中與我國的政體離心離德的人反而越多。

　　瑪雅：這些人不滿意共產黨執政和現行體制，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錯的，因為不符合“普世價值”。這就不是無知的問題了。

　　潘維：在現行黨政體制下，我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但我們不僅遭到西方的指責，而且遭到本國知識界依據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指責。許多人以為中國不會被“罵”垮，這是幼稚的。由于對我國政體正當性的自我懷疑。“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成了我國知識界一些人的主流認識。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信，特別是對競爭選舉制度的迷信，已經滲透到我國各個層面，開始威脅中國黨政體制的前途。對很多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來說，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體制，而是從“專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宮”建“白宮”。然而，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即使建成“白宮”，也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自由的標志，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

　　中國現存政體當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現存政體都有毛病，可是中國政體真的比其他政體毛病更多嗎？為什么拒不承認６０多年的巨大進步，正是在這個體制下取得的？假如沒有戰爭和占領，能有今日美國？照著白宮建一個，真的能把中國變成美國嗎？這難道不是２０年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體制有毛病需要改善，正如人有病需要服藥，但是服藥不等于服毒自殺。蘇聯的對手就是這樣誘導其自殺的——通過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通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通過蘇聯那批天真的知識分子和領導集團。

　　瑪雅：所以，中國的未來不但取決于制度競爭的成敗，也取決于思想競爭的成敗。

　　潘維：在核武器時代，如果沒有思想競爭的自信，沒有思想競爭的勇氣，就沒有生存方式的前途。思想戰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華的生存方式，給出讓知識界信服的關于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一個是立，在我國知識界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展道路的自覺。

　　瑪雅：你認為，未來３０年中國面臨哪些挑戰？

　　潘維：中國面臨四大挑戰：第一，要打贏經濟仗。當代經濟無非是三類東西：制造、金融和技術，所以要打三場經濟仗。中國可能已經打贏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業重心東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東移，目前看，中國處在困難階段。第二，打贏經濟仗的前提是打贏制度仗。中國奉行民本政體，民本體制超越了王朝和國家興衰，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制度。如果沒有這個中華政治制度文明，經濟仗就必輸無疑。正因如此，中西兩大文明競爭的關鍵戰場就在政治體制。所以我們看到，盡管中國在快速崛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改制”之說卻甚囂塵上。凡落后社會必有的一切落后現象，凡快速進步產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說成是“體制問題”。于是，我們解決了挨打和挨餓這兩大威脅，卻面臨著一個被“罵殺”的威脅，誘使我們進行蘇聯式“自殺”。所以，第三個挑戰是，打贏制度仗的前提是要打贏信念仗。第四個挑戰是，打贏信念仗的前提是要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這兩個挑戰的內容，就是前面談到蘇聯失敗的那些問題。

　　瑪雅：那么在你看來，應該如何應對這四大挑戰？

　　潘維：應對這四大挑戰，主觀上靠“三不”：經濟發展上不動搖，政治體制上不折騰，國際事務上不偏袒南北任何一方。經過６０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的實力有了長足增長。因為實力強大，我國的外部環境已變得相當寬松。而今，只要中國不想打仗，沒有人能迫使中國打仗。所以說，中華不自亂，沒有哪國能亂中華。未來３０年，只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就能打贏經濟仗，打贏制度仗，打贏信念仗，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到那時，中國人將會對自己國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懷自信，中國模式也將為世界所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