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中國歷史之所以成為偉大，不是哪些會議策劃和設計的結果。相反，是歷史的偉大成就了這些會議。
“改革”是個充滿了歷史趣味的詞語。早在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為了加強國力，下令讓百姓從傳統的漢服長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長褲，學習騎馬射箭，這就是著名的“胡服騎射”。由于胡人服飾多為皮毛皮革，從此“改革”一詞就入了大雅之堂，成為“變革“”革新“的代名詞。
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水流湍急，驚濤拍岸的時代——數十年高達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從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從阡陌縱橫的村鎮小城到高樓鱗次的摩登城市——在三十多年的歷史風云中，“改革”毋庸置疑成為了最激蕩人心的話題。
而歷史也不負眾望地顯示，在“改革”和“開放”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和熱情，令人驚奇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框架內相當程度的市場化轉型，使得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從貧窮蕭條轉變成為最富活力的市場經濟體之一。
（上圖：2014年的上海；下圖：1978年的上海）
小崗村，莫干山，巴山輪，深圳特區，92南巡……對歷史名詞的緬懷難免讓人血脈賁張。1978年開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1984年正式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方針”；1993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2013年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每一次都表明，領導層力圖以務實的態度來實現他們帶領這個國家的人民走向繁榮富裕的承諾。
而歷史也不負眾望地顯示，在“改革”和“開放”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和熱情，令人驚奇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框架內相當程度的市場化轉型，使得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從貧窮蕭條轉變成為最富活力的市場經濟體之一。
這樣的歷史體驗，自然讓人們不免對每一次大會，每一次決議滿懷期待。尤其在當下，不均衡的經濟發展伴生著的貧富差距拉大，龐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權力滋生的腐敗，更讓人們產生了回到歷史源頭“重啟改革”的憧憬。然而人類有時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邏輯誤導：近三十多年中國歷史之所以成為偉大，不是哪些會議策劃和設計的結果。相反，是歷史的偉大成就了這些會議。因此，我們要追問的命題應該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這段歷史的偉大？
從1978年開始的這一段歷程，其實并不是一個宏大雄偉的敘事篇章，而是一個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漸進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有一個被堅持卻沒有得到明白闡述的原則，即整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攏。
“以史為鑒”，就必須溯源而上，追究湮沒在歷史細節中的關鍵。如果能暫時拋開人類自身對歷史和精英的天生迷戀，認真的審視剛發生過的一切，我們會發現：從1978年開始的這一段歷程，其實并不是一個宏大雄偉的敘事篇章，而是一個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漸進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有一個被堅持卻沒有得到明白闡述的原則，即整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攏。
所謂世俗理性，簡單地說就從生活經驗的“俗”出發，以“士”的方式加以詮釋固化而成“禮”。根本上就是基于現世社會的實用主義。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國從來是世俗文化的原鄉，被稱為“精英“的士大夫階層，也從來都是實用理性的貫徹實施者，對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一直貫穿著這個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直到近現代被一連串的激進主義的革命所中斷。
（文化大革命時期）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早期階段，尤其是延安時期的施政方針，是最具有世俗理性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實用主義的精彩表達。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建國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為大躍進所中斷。及至20世紀的60年代，由于急切要擺脫積貧積弱的舊時代，中國社會徹底切斷了自己的文化傳統，改而替之以更為激進的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從農業合作社到大躍進，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風驟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務實和理性的世俗理想。當時極具代表性的語言“人定勝天”，和傳統中的“百姓日用即是道”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恰恰是世俗理性的回歸。這一點，從1978年初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便初見端倪。當“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被定義為重新解讀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時，很明顯，“實際”、“實用”已經取代了狂熱的極端理想主義，成為衡量“事實”的價值判斷標準。這一價值取向，接下來在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則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和大多數人想象的不一樣，這份被視為中國歷史轉折點的綱領性文件其實并沒有給出關于改革的路徑設計和宏觀戰略，它只指出要“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執政黨領導層明白自己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未知數，因此不輕易劃定界限，而愿意將一切放在實踐的檢驗中。這分寸把握間透露的政治智慧，的確是中國世俗理性傳統的一次生動詮釋。而重回中國政治舞臺中心的鄧小平，更是中國世俗智慧的大師級人物，他的言論許多至今廣為流傳，比如“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摸著石頭過河”，都充分體現了實用主義的精髓。
（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在改革的前二十年的時間內，不管是領導層在執政實踐中體現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還是普通百姓在相對寬松環境下的行為實踐中發揮出來的創造性，實際上都在對世俗理性做最好的詮釋。
土地制度的變化就是其中一次典型表現。1980年時，城市土地仍然被明確規定是全民所有，不允許流通轉讓。當外商開始有規模地進入投資設廠時，問題出現了，建廠房要地，但地找誰要？又怎么要？領導層沒有關門搞頭腦風暴，而是觀望四周，深圳特區的經驗于是進入視野，把土地的產權和使用權從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權的名義將地租賃給開發商。這一舉措，由于可操作性強，迅速在各地流傳開來，直接導致中國引進外資的一個高潮。而相關土地使用權租賃的立法，一直到1987年才被通過。
始于90年代初期的企業股份制改革也是這樣一個路徑。當政府和經濟學家們還在為產權問題爭執不休時，山東一個不起眼的小城——諸城——已經將其288個國企中的272個完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造，然后一些中小型城市如廣東順德、四川宜賓、江蘇南通等也實施了相似的改造。而同期擁有眾多大國企的上海則走了另一條路徑，成立政府代理機構“國資辦”，以有政治約束的政府出資者身份出現，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省去了很多繁瑣的審批手續，提高管理效率，以很小的政治成本暫時解決了國有企業“所有者缺失”的問題。諸城和上海的實踐最終被采納認可，這也就是1998年朱镕基任上“抓大放小”國企改革思路的來源。這些舉措都沒有一個“綱領”來指導，而是在基層慢慢摸索試錯，逐步滲透推廣起來的。也許會有人指責這樣的改革是妥協和不徹底的，然而，在一個充滿制度和意識形態摩擦的世界中，如果不是實用主義的草根性和柔軟身段，最大的可能性是以改革夭折而告終。
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類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不輕易以一己之見來做普適真理。如果我們肯正視自己的無知，那么我們也許能承認，“摸著石頭過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實比“頂層設計”的精英理性要來得實在可靠。
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類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不輕易以一己之見來做普適真理。如果以時間縱軸看歷史，我們會發現驚人的相似：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陽明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毛澤東提出“實事求是”；鄧小平要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從時間的橫軸看世界，我們同樣發現有趣的巧合：亞當斯密提出市場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中“看不見的手”；馬歇爾認為市場資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哈耶克論述計劃經濟的假設前提就是有一個“全能全知的價格計算系統”來設計經濟運行，而市場價格則是通過匯集各種不同信息，來實現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優化。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敬畏人類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時間空間溝壑，古老的東方政治哲學思想和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以一種奇怪的方式相容、相通在了一起。
（王陽明與馬歇爾）
承認認知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于在權力架構上層的領導者來說。這一點上，改革早期和中期的中國領導層尤其顯得可貴。他們坦誠地表示自己在市場經濟建設上的經驗欠缺，對于如何領導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改革，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模式可循，更無從制定周詳的計劃。所以他們以基層實踐作為自己制度變遷的法則。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最大特征就是多樣性：不同的氣候、語言、風俗和經濟環境，信息不對稱差不多是必然結果。然而，對于每個微觀的個體（家庭、企業、地方等等）來說，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一定會有人因地制宜地想辦法，這差不多是經濟學中給定約束條件利益最大化的現實應用。而在國家層面最優的選擇則是支持保護好這些改革的外部環境，疏通引導這些自發改進措施，提煉出更有普遍意義的政策立法。這種改革的思路，恰恰和我們文化傳統中的世俗理性一脈相承。
從2003年開始的這十年，普遍被認為是改革陷入僵局的一個時期。為什么會有宏大的目標設計卻成為了“失落的十年”？歸根結底，是過度自信于已經取得的成績，急切地要總結和設計未來長遠發展的路徑，忘記實踐的真知從來就扎根在基層。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有烏托邦式的美好，卻終于被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
哈耶克有一個詞叫做“致命的自負”，用來描述計劃經濟“中央設計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這正是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源。而市場經濟得以存在的終極原因則是個體甚至集體的認知局限。我們面臨的危險是，當已經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時，我們可能以為已經找到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激進的“市場主義“者急切地要通過”理性設計”改變現行市場的不完美，同時絕對的“現實主義”者宣稱已經找到人類歷史上最完美的制度構架， 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不過是“致命的自負”在不同意義上的表述。
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封閉的靜態過程，而是一個開放的集體學習的演變過程。到今天為止，我們對于自己如何在一個全新的情況下建立市場經濟，也知之甚少。我們所知道的這樣那樣的理論和觀點，都只是代表了對歷史和未來的某種理解。太過執拗，其實是忽視了我們對于歷史和未來的無知。如果我們肯正視自己的無知，那么我們也許能承認，“摸著石頭過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實比“頂層設計”的精英理性要來得實在可靠。當形形色色的學者專家憑風暢想種種“政策走向”，提出關于“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解決小微企業貸款難問題”的建言時，成都的地票改革早已跨過了土地流轉的門檻，而以支付寶、余額寶、螞蟻小貸開啟的“互聯網金融”已經一騎絕塵，滲透千萬尋常百姓家，并以細雨微風之勢，潤物細無聲地改變著中國金融業的版圖。
（阿里系的金融江湖）
事實上，底層的實踐者總是比頂層的設計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頭。如果領導層真的踐行他們承諾的“實事求事”和“群眾路線”，他們會發現，社會生活的實踐遠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豐富和深刻，在現實世界里發生的一切問題差不多都可以在現實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決辦法，領導層所要做的，不過是對眾多底層實踐進行去粗取精的篩選，并將其納入合法化的框架內。這正是歷史告訴我們的：成功的改革，其實是最樸素的世俗理性原則 ——“百姓日用即道”——的適用。
改革，不一定要宏大的框架。最需要的是頂層對基層突破性甚至挑戰性的嘗試、摸索等生動實踐的寬容和認可。改革，是一個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漸進學習的過程。這個開放系統的學習過程一旦停止，再宏大的設計，也終會鏡花水月，緣木求魚。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告訴你我等了很久，告訴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著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
——崔健《一無所有》
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百歲的羅納德科斯寫道：
“……由于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定會保留中國特色……然而這并不意味我們對現行的中式市場經濟無條件的捧場，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當抵制我們自身排斥異己的人類本性。開放的社會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榮發展。自我強加的制度劃一和組織僵化曾經將看似強大、不可阻擋的社會主義列車陷入泥潭。如果我們能從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學到經驗的話，那就是應該鼓勵和頌揚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懷疑它。”
未來是不確定的，謙卑是更好的學習。鑒于這個民族已經憑借實用主義的精神走過了千年，鑒于這個執政黨在“世俗理性”上有過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也許我們可以謹慎地樂觀期待未來。科斯看好中國，我們當然希望他是對的。
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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