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十三歲時，和母親住在法國東南部的耐斯城。母親沒有丈夫，也沒有親戚，夠清苦的，但她經常能拿出令人吃驚的東西，擺在我面前。她從來不吃肉，一再說自己是素食者。然而有一天，我發現母親正仔細地用一小塊碎面包擦那給我煎牛排用的油鍋。我明白了她稱自己為素食者的真正原因。
我十六歲時，母親成了耐斯市美蒙旅館的女經理。這時，她更忙碌了。一天，她癱在椅子上，臉色蒼白，嘴唇發灰。馬上找來醫生，做出診斷：她攝取了過多的胰島素。直到這時我才知道母親多年一直對我隱瞞的疾痛——糖尿病。
她的頭歪向枕頭一邊，痛苦地用手抓撓胸口。床架上方，則掛著一枚我一九三二年贏得耐斯市少年乒乓球冠軍的銀質獎章。
啊，是對我的美好前途的憧憬支撐著她活下去，為了給她那荒唐的夢至少加一點真實的色彩，我只能繼續努力，與時間競爭，直至一九三八年我被征入空軍。巴黎很快失陷，我輾轉調到英國皇家空軍。剛到英國就接到了母親的來信。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個朋友秘密地轉到倫敦，送到我手中的。
現在我要回家了，胸前佩帶著醒目的綠黑兩色的解放十字綬//帶，上面掛著五六枚我終身難忘的勛章，肩上還佩帶著軍官肩章。到達旅館時，沒有一個人跟我打招呼。原來，我母親在三年半以前就已經離開人間了。
在她死前的幾天中，她寫了近二百五十封信，把這些信交給她在瑞士的朋友，請這個朋友定時寄給我。就這樣，在母親死后的三年半的時間里，我一直從她身上吸取著力量和勇氣——這使我能夠繼續戰斗到勝利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