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偉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經濟最發達、軍事最強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個擁有偉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規模不那么大、經濟不那么發達，也必定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該時代的思想家。暴政和專制、內戰和動亂、貧困和落后，當然都會對思想和文化的繁榮帶來種種外部的制約，但即使在言論禁錮最嚴厲、社會動蕩最激烈、民族災難最深重之時，思想的火花也不會在一個偉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
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首先并不是因為我們的經濟有多么發達，我們的疆域有多么遼闊，首先是因為我們擁有偉大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就是那些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發展提供基本價值、理想信仰、精神動力和前進方向的偉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孫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賈誼、司馬遷、王充、范縝、韓愈、王安石、朱熹、王陽明、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等先哲的響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傳，直至今天我們還在傳誦和紀念，不是因為他們的官職，而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學識，是因為他們對中華文化的進步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回顧歷史，今天令我們中華民族驕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將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學問家。
顧準是離我們最近的當代中國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豐富，理論成型，如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但也有些則書作廖廖，不成體系，如孔子、柏拉圖、葛蘭西等。顧準應當屬于后一類思想家。出于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顧準沒有條件寫出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開發表其思想觀點。反映顧準思想觀點的主要著作，其實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顧準文集》。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匯編出版的著作，雖然是一本總字數才35萬字左右的文集，但內容十分豐富，論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哲學、宗教等重大問題。顧準所思考的都是事關中國和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他所探尋的就是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規律。他所提出的許多觀點不僅具有創造性，而且常常有著驚人的預見性，很多看法已經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歷史進程所證實。
在日常語言中，我們一般對“理論家”、“思想家”、“學問家”不加區分，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嚴格地說，它們之間是有區別的。學問家指的是那些術有專攻、業有所長、學識淵博的學者專家。他們本著獨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規律和真理，往往與現實保持著一定距離，有些研究甚至遠離現實生活。但他們的學識是人類知識長河中的涓涓細流，其影響超越時空而綿延不斷。理論家和思想家則都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其思想和觀點往往直接針對現實問題。他們之間的區別在于，理論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釋和辯護現實，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現實和謀劃未來。理論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觀點和學說，但理論家更看重現實價值，思想家則更強調歷史意義。
理論家和思想家都是順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但理論家的影響力通常取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響力則取決于整個時代的需要。中國歷史上不知產生過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論學說，其中大多數都隨著某種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臺，而那些影響整個時代進程的思想必將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而傳承下去。在我看來，顧準與其說是一位理論家和學問家，不如說是一位思想家。
思想具有穿透時空的影響力。古今中外那些偉大的思想至今仍然發生著各種各樣的影響。像孔子、老子、孫子的思想不僅對現在的中國人深有影響，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康德、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響，對中國同樣也影響深遠。
思想家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影響。其一，指明人類進步的方向和目標。進步的思想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基本價值，為人類的道德判斷提供基本的評價標準，使人類的發展遵循理性的和進步的軌道。其二，給人們以心靈的啟蒙。思想家通過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通過對現實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張，引導社會的輿論，使人們能夠在重大的問題上逐漸形成共識。其三，影響政府決策。思想家通過針砭時弊，通過建言獻策，影響政治當局的決策，從而影響社會的發展進程。
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卓越的預見性。思想家之所以與眾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能夠基于對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判斷。思想家提出的許多判斷，通常是對社會現狀的超越，從而也是對人們常識的超越，只有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遠視角去觀察和分析，才能理解這些超前性判斷的重要意義。反之，也只有被社會歷史的長遠發展最終證明的觀點和理論，才具有思想的價值，而并非所有與社會現狀和流行常識相背的觀點理論都有其思想的價值。縱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許多觀點和學說在思想家剛剛提出時難以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甚至終其一生也得不到認可。
德國思想家尼采的多數著作印數很少，《偶像的黃昏》首次計劃印刷50本，他死后出版的《權力意志》初次印刷也不過區區幾十本，且多半由他妹妹免費贈閱。以致尼采生前對其著作不受世人重視，一直耿耿于懷。中國明末清初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眾多作品，由于現實的原因都沒有在生前得以出版，而在清末民初才得以正式出版并廣為傳播。
與其預見性相一致，思想家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其強烈的批判性。基于對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思想家不僅深刻認識到其所處時代的本質，更能夠從某個方面著眼看到人類的未來和命運，并且帶著未來的眼光來觀察現實。因此，思想家的普遍特征便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批判性是思想家之所以成其為思想家的本質特征。所有思想家都具有批判性思維和強烈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性精神的實質，是用未來的標準來評判眼前的現實，用應然來衡量實然。人們常常把思想家區分為進步的和落后的、激進的和保守的，進步的和激進的思想家視社會批判為已任，其批判性自不必說。其實，即使是被認為保守的和落后的那些思想家，也必定具有某種批判性，無非他們批判的對象可能是其他人肯定的價值。
在古今中外那些公認的偉大思想家身上，都可以輕易地發現其深刻的批判性。以魯迅和胡適為例，一些流行的觀點通常把他們兩人當成是激進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認為前者充滿革命的批判精神，后者則滿懷傳統的中庸精神。其實，胡適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樣充滿著深刻的批判，唯其如此，才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多樣性是思想家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思想家的多樣性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指思想家作為一個特定群體的豐富多彩，每個思想家各有自己獨到的觀點和見解，他們之間的思想不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針鋒相對；另一個意義是，思想家作為個體，自己的觀點和理論也常常前后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思想家的多樣性，既來源于人類個體認識的差異性，更來源于社會現實的多樣性，特別是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利益群體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古往今來，找不出思想完全相同的兩個人，即使是外表一樣的雙胞胎之間，其思想也不可能沒有差別。思想之花，萬紫千紅。
思想的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燦爛之花，禁錮人類思想的多樣性，就是禁錮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扼殺人類豐富的個性。正如馬克思在抨擊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時所說的：“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思想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其實，即使最嚴厲的思想專制，也扼殺不了人類思想的多樣性，從而也注定了思想家是一個斑斕絢麗的特定人類群體。德國是一個產生了眾多偉大思想家的民族，即使是馬克思畢生所痛恨并決心推翻的普魯士專制政權，也仍然無法消除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多樣性。馬克思本人終身顛沛流離，受盡迫害，但馬克思的思想仍然得以產生發展和廣泛傳播。差不多與馬克思同時代的重要思想家還有謝林、叔本華、海涅、費爾巴哈、魏特林、鮑威爾、施蒂納、拉薩爾、施特勞斯、尼采、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韋伯等。這些思想家之間的觀點千差萬別，但它們作為一個整體，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財富。
人口只有數千萬的德國，之所以在世界上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與這些德國思想家的貢獻密不可分。當今的德意志民族對思想家顯示出更大的寬容。馬克思畢生致力于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但在當時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聯邦德國，首都柏林和馬克思故居特里爾分別有一條街稱“卡爾·馬克思大街”，馬克思在特里爾的故居則被改造成“馬克思博物館”，供人參觀和紀念。東西兩德統一后，德國政府仍然保留著當時民主德國命名的“馬克思廣場”和馬克思、恩格斯雕像。善待思想家，是一個偉大民族應有的秉性，也是一個偉大民族應有的美德。
人們通常說，一個偉大的民族和一個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思想。其實，我們更應該反過來說，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有偉大的思想。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的生產力，它使我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整體進步的過程；改革開放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并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從理論思維的角度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新舊觀念相互碰撞的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不斷戰勝舊的思想觀念的過程。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不僅催生著偉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偉大的思想解放的產物。
現在，中華民族正大跑步地邁進在偉大的復興之路上。沒有思想文化的偉大復興，就難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來紀念顧準先生，最重要的應當是像顧準先生那樣，懷著對中華民族的進步和復興高度負責的精神，深刻思考我們這一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提出無愧于改革開放時代要求的新觀念、新學說、新思想，為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做出知識分子應有的貢獻。思想的多樣和學術的繁榮，既是時代進步的必然體現，更是時代進步的重要動力。
正像高質量的物質產品是祖國富強的寶貴財產一樣，進步的思想文化產品同樣也是中華振興的寶貴財富。那些擁有重大發明創造的自然科學家是中華振興的功臣，那些產生先進知識觀念的人文學者同樣是民族復興的功臣。善待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學家一樣，是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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