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一直面臨抗議低工資示威活動的麥當勞宣布給工人加薪。這次加薪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新的底薪只比當地最低工資多1美元，還有，這一政策之適用于麥當勞直屬的店，許多只購買麥當勞專營權的店鋪并不適用這一加薪政策。但最新發表的這一消息，與幾個月沃爾瑪宣布的更大幅度加薪一樣，至少預示著美國勞動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也許，給美國工人加薪根本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絕大多數人肯定同意，工資增長停滯不前，還有，從更大范圍講，支撐中產階級地位工作崗位的減少，是這個國家的嚴重問題。但是，人們對好的工作崗位逐步減少所持的總體看看法就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難道這就是需求與供應關系在起作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以及全球競爭不是讓給工人支付體面工資（除非他們接受了大量教育）成為不可能了嗎？
然而，說來奇怪，對勞動經濟學了解得越多，越不可能接受這種縮命論。首先，全球競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因素被過高地估計了。沒錯，制造業面對的競爭超過了以前，但絕大多數美國工人所從事的是并未向國際貿易開放的服務業。技術推低工資的證據并不清晰，根本不像那些喋喋不休的“技術差距”說法所顯示的那樣。 更為重要的是，勞動力市場與大豆或五花肉市場不同。工人是人，雇主雇員之間的關系比簡單的供求關系要復雜得多。這種復雜性意味著，決定工資這一過程中存在的空間遠比常識讓人相信的大。事實上，我們完全大幅提高工資，如果真的想做的話。 如何知道勞動市場與其它市場不同？我們先從最低工資的影響談起。這些影響方面有大量的證據：只要一個國家提高最低工資而相鄰國家不提高，實際上就是在做一次受控實驗。從所有這些證據中得出的壓倒性結論就是，人們期望看到的結果——提高最低工資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很弱，甚至不存在。提高最低工資改善了工作；似乎并沒有減少這些工作。 這怎么可能？至少部分答案是，工人事實上并非商品。一蒲式耳的大豆并不在乎你支付多少錢，而拿著工資體面的工人往往比只拿絕對最低工資的工人干得好，更不用說辭職及要求替換的可能性減少了。因此，提高最低工資，盡管會讓勞動力更加昂貴，卻具有可能降低成本，限制對就業產生不利影響這樣具有抵消作用的好處。
有關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難題也可以用同樣的因素予以解釋：同一行業不同企業支付的工資存在很大差異。典型的對比就是沃爾瑪（低工資、低士氣和很高的營業額）與Costco（工資較高，福利更好，通過生產率提高與工人忠誠度彌補工資成本方面的差別）之間的比較。沒錯，兩個零售商服務于不同的市場，Costco服務于富裕的高端顧客。盡管如此，這種對比表明，提供較高的工資對雇主形成的成本遠遠沒有人們相像的那么大。 這一點反過來說明，全面提高工資根本沒有那么困難。設想一下我們提高最低工資，降低工人組織起來的難度，還有至關重要是，將目標放在充分就業而不是在低利率條件尋找理由阻礙經濟復蘇，通過這些方式給工人一些討厭還價的權力。基于我們現在對勞動力市場的了解，結果可能大得驚人——因為只要某種溫和的推動，將可以說服許多美國企業拋棄統治我們社會許多年的低工資戰略。 這種推動是有歷史先例的。回頭看來，現在正處于萎縮之中的中產階級社會并不是自發性產生的；它主要是由二戰期間所出現的“工資差距大壓縮”而推動創造的，效果持續了30年多的時間。
那么，我們能否重復這一成就？沃爾瑪和麥當勞的加薪——由于就業市場吃緊加上活動分子的壓力而形成——為在更大范圍內可能發生的事情提供了小小的嘗試。工資上的宿命論是沒有任何借口的。我們完全可以給美國工人加薪，如果真的想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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