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為何難以誕生世界頂級人才

   標簽：諾貝爾獎人才培養2013-04-18 16:15 星期四

世界頂級人才特別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衡量某國全球競爭軟實力的一項重要指標，也常被用來評判一國人才培養機制的得失。自1901年12月10日第一屆諾貝爾獎頒發以來，截止到2009年底，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共有10位，他們分別是楊振寧（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李政道（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丁肇中（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李遠哲（1986年諾貝爾獲化學獎），朱棣文（1997年諾貝爾獲物理學獎）， 崔琦（1998年諾貝爾獲物理學獎），達賴（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高行健（2000年諾貝爾獲文學獎），錢永健（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高錕（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在這10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當中，除了達賴一人外，其他的皆非中國國籍，同時也只有高行健在1949年之后的大陸接受過系統的教育。當然，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都是世界頂級人才里面的佼佼者，世界頂級人才相對而言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在某個領域在全球范圍內擁有超凡影響力、能夠引領發展方向的專家。

談到這里，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都無法平靜下來，感慨萬千也自在情理之中。前段時間筆者曾去拜訪高中時期的班主任，李老師一談到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話題，就酸溜溜地抱怨建國以來教育體制的失敗，說惟一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還是西方敵對勢力手中分裂中國的棋子達賴，根本與學識、貢獻和創造力無干。盡管筆者一直以來都對心直口快的李老師非常尊敬，但還是對他的看法持保留意見，并與其進行了深入交流。

本人通過多年的不斷學習、實踐、探討和感悟，認為世界頂級人才的煉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教育體制固然異常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個影響因素而已，絕非充要條件。總的來說，世界頂級人才的誕生，受個人潛質、文化環境、教育體制、成長環境、歷練機會、知識結構、思維模式、思想碰撞、奮斗方向、勤奮程度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里提到的每一個要素都可能成為障礙，皆需過關斬將。

要想真正成為世界頂級人才，除卻豐富的知識儲備和科學的思維框架，更為需要卓越的創造力。在創造力方面，有兩大問題擺在國人面前。首先是我們的傳統文化。自西漢時期獨尊儒術以來，中華文化師古、法古、尊崇先例，以古代圣賢為榜樣和準則的特質就越來越強大，明清的八股文更是將此發揮到了極致。崇古尊先傳統的實質是一種“模仿”文化，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所謂的“學習”也基本等同于“模仿”，只不過模仿的對象是古代圣賢。這種已經滲透到中國人靈魂深處的文化，無疑極大地限制著個人及民族創造力的發揮。我們瀏覽二十五史，或者留意日常生活，周圍人等，不難發現到處都有崇古尊先和慣引先例影子。其次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現行教育體制最大的弊端在于“標準答案”，其對國人的危害甚至超過了“八股文”。八股文更多強調的是“模仿”和“規范”，尚不存在非對即錯、涇渭分明的問題，科舉考試中的“策論”取得高分仍需要良好的知識結構、綜合素質，以及一定程度的創見。而現行“標準答案”式的應試教育，只講求“惟一”和累計的“分數”，雖然這樣可以提高考試的標準化程度、公平性和閱卷效率，減少外界人為因素干擾， “答案面前人人平等”，降低評分的隨意性；但“非對即錯”的傾向無疑會給長期接受此種教育者帶來思維上的束縛和局限，制約人才創造力的培養和形成。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筆者并不反對應試教育，事實上現代所有國家的教育都是和考試聯系在一起的，而反對的是“極端標準答案式應試教育”。在現行的這種體制下，學生基本沒有什么自由發揮的空間，得高分更多靠的是記憶力和經驗。正因為如此，絕大多數學生一旦進入社會，面對“沒有老師”、“沒有教材”和“沒有標準答案”的環境，在如何實現“學習”和“進步”、持續提高自己能力的問題上顯得茫然失措。在國人離開“老師”、“教材”和“標準答案”后連基本的“學習”都顯得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創造力就成為了一種“奢求”，最終成長為世界頂級人才的概率就變得更低了。

毋庸諱言，成長為世界頂級人才需要有很好的個人潛質，像筆者這樣潛質平庸的人肯定是與這個偉大方向無緣的。中國13億人口當中，智商高、潛質好，最有可能成為世界頂級人才的都在哪里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就是高考能夠考上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中國科大這樣國內一流大學的人才。但此處問題又來了，為什么在這些一流大學的畢業生里面也幾乎看不到世界頂級人才呢，是不是他們的智商還不夠，或者是另有原因？！實際上，盡管存在文化傳統和教育體制等方面的問題，大學連年都在擴招，但在13億人中能夠考上這些一流大學的，皆是人杰中的人杰，智商和潛質都非常好，而且不乏多才多藝、靈氣橫生之輩。對于人才成長而言，潛質也同樣只是一種基礎條件，最終能否真正成為世界頂級人才，還要看個人奮斗方向和歷練機會等因素，其中發展路徑或者說去向又是一個問題的關鍵。我們不禁要問，我國世界頂級人才的種子，一流大學的畢業生都哪里去了？

據筆者多年來的了解，國內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大致上有這么幾個去向。第一、出國留學深造，最終定居歐美日本，入籍所在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流大學畢業生當中最優秀的部分基本上都走了這條路，正因為如此，才有了流傳非常廣泛的“中國一流人才”在國外的說法。第二、接著讀碩士讀博士，最終到了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成為我國現有體制內單位的中堅力量，這個去向上的比例也相當大，甚至可以說是主流，特別是1990年代以前的畢業生更是如此。第三、進入境內外企和跨國公司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華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特別喜歡在國內一流大學的本科應屆畢業生當中招聘員工。這種去向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常見，即使到目前，進入跨國公司工作還是國內一流大學的畢業生理想中的選擇。第四、畢業后出國留學或進入體制內單位工作的畢業生，在能力和事業小成之后又加入在華跨國公司，這類情況在國企當中比較常見，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當中的一些員工就是從“石化雙雄”過去的。

我們再分別看一下這些人的發展情況。我國歷來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我國最有可能發展成為世界頂級人才的名校畢業生，無論是直接進入體制內單位，還是讀碩讀博，占相當大比例的都放棄了自己原有的專業，走上仕途。人大校長紀寶成就曾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歷年畢業的博士，半數以上進入政府當了公務員。與之相伴隨的，是國家在各領域耗很大時間和精力培養的專業化人才放棄了自己堅守多年的專業，此種情況在自然科學領域也非常普遍。目前我國司局級及其以上級別干部中，就有很多當年一流大學的理工科高材生。筆者并沒有反對一流的理工人才從政的意思，站在個人角度來講，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發展路徑的自由。但當理工人才改走仕途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這無疑會對我國科技實力的提升有著很大傷害，也會降低中國誕生世界頂級人才的概率。

我國最有可能成長為世界頂級人才的畢業生中，占相當大比例的最終進入了在華跨國公司，外企也為這些人才提供了非常豐厚的待遇，不少人的薪水是國企同類崗位的2-3倍。這看上去似乎人盡其用，兩廂情愿。但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那就是這些人才在跨國公司干的都是諸如質檢、采購和技服等輔助性崗位，基本上與核心崗位絕緣，職場上或多或少都會很快面臨“玻璃頂”困境，難以獲得成長為頂級人才所需的各種歷練機會。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在華跨國公司只是級別較低的銷售機構，他們并沒有將研發中心、戰略規劃、產品設計等核心部門放入中國有關。在某些時候，也不排除他們故意利用“高薪”買斷國內一流大學畢業生未來發展的可能。但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誤打誤撞，國內潛質最好的畢業生，在外企“高薪”的誘惑下干各種輔助性工作，因此而喪失在各自領域發展成世界頂級人才的可能，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較為普遍的現象。這一點應當引起國人特別是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事關中華民族未來數百年的命運。

而“成功”在歐美日本站穩腳跟的國內一流大學的畢業生，絕大多數人所從事的也是非核心崗位的工作，難以獲得更好的學習和鍛煉機會。即使極個別人靠著自己的潛質和運氣有幸接觸到一些核心的東西，其機會也往往會被戴著“有色眼鏡”的管理層，以諸如“防止商業泄密”等莫名其妙的理由限制。綜合近年來的一些報道看，歐美的很多公司和科學研究機構，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有著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或許這也是一種表面現象，其背后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