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抓手可能是工業互聯網

 81歲中國工程院院士郭重慶

第三部分我要講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抓手可能是工業互聯網。

現在我們中國的制造業找不到這個感覺了。是那么我就覺得這個產業升級的話，我就覺得抓手很可能是對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創造條件，就是工業互聯網。

網絡時代在消費領域互聯網已經風起云涌，天翻地覆，消費者為王，在線分享，體驗狂歡。在互聯網上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虛擬圖書館，學校、商店、媒體、影院和社區，但是人類尚處于消費互聯網的適應期，一個更大的發展還在后面，不知道哪兒是頭，現在看不清哪兒是頭。相比之下，工業領域依然死氣沉沉，是制造者本身處于一個封閉的網絡環境。

工業互聯網是在低成本小型化傳感技術取得突破的基礎上，廣泛在的制造信息與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交匯將促使生產制造過程智能化、互聯化，將人和機器，機器與機器聯合起來，將為制造者和客戶帶來前所未有的數據、信息和解決方案。

我覺得這一段的表述，就是工業互聯網的表述。是取決著我們對傳感器，小型傳感器技術突破的基礎，有可能造成一個人和人，物和物，物和人之間的一種新的聯系。

那么通用電氣的CEO，伊梅爾特和美國IT業的精神領袖《連線》主編安德森似乎已經預感覺到了什么，伊梅爾特說：這可能是下一個生產力革命的焦點，工業互聯網放大了云的作用，將帶有內置傳感器和軟件的機器和互聯網連接起來，生產者和客戶能從中提取數據，并進行分析，找出背后的意義。這是他們倆的預感。

德國人將其稱為工業4.0。習近平到德國去以后，看到4.0，就提4.0，所以這個4.0比工業互聯網提法要熱。物理世界與虛擬網絡融合將導致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工業4.0，我自己認為，太過技術的描繪，更像一個升級版的帶通訊功能的自動化工廠，或升級版的CIMS，而自動化工廠和CIMS事實上并為未取得人們的共識。中國的制造業愿景到底是什么？是工業4.0，這個自動化的工廠還是什么？我也說不清楚。

互聯網的特征，我自己認為，互聯網的特征應該是開放，公正，參與。

過去我們說外包，現在是眾包，或者眾籌，共創，普惠，脫媒，平臺型整合，甚至加一個平等。這個就是互聯網的一種特征，互聯網是技術，經濟、社會相互促進的結果，工業4.0更多的是帶有德國政府，或者企業界，不是一個且技術界的愿景，我覺得真正的互聯網發展的過程，是市場化的產物，是一種自發秩序，不是人設計的結果。

但至今中國工業界尚未充分利用這一信息化的資源，仍處于啟蒙狀態。

中國的消費者互聯網企業基本上是復制美國互聯網企業的商業模式，背靠中國的巨大市場和網絡規模而獲得成功，中國的工業互聯網完全可以跨越美國而搶先一步。因為我們有偌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和消費市場，今天我們制造業的絕對值，已經大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的大國。

今天講，互聯網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依靠社會力量創造了絕好的平臺和機遇，我再加一個，社會公眾的參與，就是依靠社會力量，來提升制造業的這個層級，這個時間和空間也恰到好處，過去沒有這個機遇。

今天來講，工業互聯網能夠提升中國制造業的能級，是時間和空間恰到好處，小米手機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在當下我們缺乏像馬云，馬化騰，李彥宏這樣的年輕的創業創新型號領袖型人物，我們再次呼吁誰來承接中國工業互聯網的歷史的擔當。

我們中國也有可能承擔這么一個歷史機遇，誰也沒想到15年前的馬云今天也有可能會承擔中國互聯網的歷史擔當。技術創新關鍵成敗關鍵在于商業化、靠價值驅動，中國制造業的涅磐新生呼喚新一代企業家的參與。最后云計算替代了網格計算，就是智能化的導向。

考慮到科技資源的配置已經全球化，一個企業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其內生的科技資源，且同時取決于其整合社會化和國際化資源的能力，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很難在一個產品的整個價值鏈上都占優勢，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塊，能夠孤立地開發產品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這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一個常態。

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對新技術的整合和應用，不論其通過國內、還是來自國外，且未必都要成為創新的源頭。特別是這個創新，有一定的文化的背景，中國還缺乏創新文化的背景，知識及技術外延性范疇擴大，而企業自身知識結構的局限性，使創新的外部優越性得以顯現，從內生、封閉的自主創新到聯盟式、合作式的協同創新，再到無邊界、平臺型的開放式創新是一個技術發展的規律。因此開放型的創新將是一個主要選擇。

整合者得天下，單打獨斗式的創新不符合科技發展的潮流。當今國家間、企業間應保持一種競合關系（CHARLES M.VEST MIT原校長，美國工程院原校長說），有意思的是他用中國古代陰陽對立統一的太極圖來表述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這種觀點。太極圖這種觀念是符合潮流的，競爭合作是相互共生的。

自主創新和國際合作是相輔相成的，唯有創新才有國際合作的基礎，有國際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創新的水平，應該警惕民族主義的泛化。“從15世紀開始，中國選擇了內向，實施海禁，離開世界，衰落從此開始，過去的20年，中國選擇了開放，中國改變了自己，同時也改變了世界”這是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說的話。

有人擔心美國的制造業能不能回到美國去，美國奧巴馬的國情咨文及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都對此做了樂觀的預測，甚至有兩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把美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歸咎于產業轉型和國際分工。這里面我們說，薩繆爾森說美國“無就業復蘇”的受害者及占領華爾街的急先鋒們都是國際分工的受害者。赫伯特·斯賓塞說，過去20年美國的貿易部門沒有創造任何新增崗位，產業外遷摧垮了美國經濟，其實他們在和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掐架，經濟學家有時是很偏執的。我們管理學家稍微好一點。

 美國部分制造業回流是有可能的，原因是：

1、美國廉價的能源，頁巖氣的成功開發。

2、弱勢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必然下場。作為國際貨幣，不看大周期它肯定是弱勢的。

3、制造業薪酬的低迷。

但制造業價值鏈的解構、產業轉移，這是由不得人的經濟發展規律，歷史上任何一次產業轉移都沒有回流過，如19世紀從英國到美國產業轉移也沒有回流過，憑什么這次就能回流。

回顧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制造業的霸主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戰，當時鋼鐵、汽車、家電、存儲芯片、江河日下，當時我記得美國人耿耿于懷，發誓要“奪回失去的優勢”，這種思潮是以麻省理工為首，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美國制造》，結論是：“一個國家只有生產好，生活才能好。”

20年以后，美國工程院長VEST發問：這個結論還成立嗎？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他也沒有正面回答，但答案會非常另類：沒有生產，日子過得不也很好？

20年過去了，美國奪回了失去的優勢嗎？沒有。

美國當時另一種思潮的代表就是NSF（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大挑戰”課題組，提出“面對外國競爭”的對策。

技術只要不是獨占的，成本競爭就是永恒的，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一定是勞動力成本的洼地。

美國經濟結構，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舊秩序已經被改變，每年工科畢業生只占4.5%，每年不足7萬人，入學只有10萬人，美國學生不愿意去。中國大約是120萬人，奧巴馬希望喬布斯把生產線搬回來，喬布斯回應：“回不來了”，除非您能滿足3萬個合格的工程師。今年在美國找3萬個合格的工程師是很難的。1970年密歇根州三大汽車商從事汽車業人數超過43萬人，現在不到10萬人，歷史能倒流嗎？

這里我引用了一個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的一張表，這張表蠻有意思的，它就是說，把各個國家的制造業小時成本及制造業占GDP的百分比弄出來。

這個表蠻有意思的，他這個最左邊是中國，“中國制造”小時成本大概3塊美金，制造業的比率大概占GDP的30%以上，32.33%，美國是這個圈子里面，他是小時成本是33塊美金，是我們的11倍，他占GDP的比重的11%到12%。

所以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說，中國人工成本只占蘋果手機499美元售價中的8美元，只占1.6%，“中國制造”小時費用為3美元/時，即發生了8/3=2.7工時，美國制造業小時費為33美元/時，如果蘋果手機組裝工序搬回美國，將發生2.7×33=88美元，占銷售價的17.6%，蘋果能搬回美國嗎？

別人老是跟我爭，美國是制造業大國，實際上不是搞制造業的。那個蘋果5、蘋果6，這么小的體積上，機器人怎么下手？郭臺銘為了蘋果6的生產，新增了10萬人的工人去組裝這個生產線。因此，這個有一些工序不可能是由機器人去代替這個工序，因此來講，假如說你把富士康這些工序搬到美國去，不是8塊美金，可能要88塊美金。

我們不能只是追隨戰略，NSF課題組高明在戰略性的另辟蹊徑：發展信息技術，美國人成功了。

這也驗證了一個規律，唯有顛覆者而不是跟隨者后來居上，現實的案例是革英特爾命的為什么是ARM而不是AMD，這正如人們所說的，這的確是一個創新的魔咒，唯有變革性的創新才是贏家。

中國大規模工業化是否已近尾聲，制造業還有上升空間嗎？

現在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大家都在研究，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到了什么狀態，到現在為止，沒有尾聲。

中國的工業化處在什么階段？有人說中期，有人說中后期，我曾經做過這個研究，按照國際上的工業化階段劃分的實驗研究，根據三項指標，人均GDP，就業結構以及產業結構，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

后工業化社會，即服務經濟的到來，中國官員、學界和企業界似乎沒有什么準備。制造業是人類登峰造極的工業化的核心，它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但是它又帶來一個失衡的，不可持續發展的難題。

特別是今天，我國一次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均居世界首位，且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及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時，這是非常快的。工程院有一個院長，他在說我們研究我們一次能源消耗，當時人均一個標準煤，沒有想到今天我們到這個水平，所以中國國家利益和世界責任間的沖突是一個長期的現實存在，找到一個平衡定是當前的正確選擇。

中國制造業必須從產能規模擴張的發展思路中反思，中國的制造業的輝煌還能持續多久，下一步如何走？可以預見的是互聯網將重新定義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融合是大勢所趨。

中國正處于一個轉折點，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長驅直入的全球市場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增長的動力在哪兒？

這是大家都普遍關心的問題。

最近習近平主席講，中國正處于新的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中國經濟轉型的交匯點上，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

這里我引用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的話，在改革初期的時候，我們也很迷茫，我們就像曾經的走在我們先一步的東歐的國家去問路，我覺得布魯斯，他說的這個話給我啟示很大：“偉大的創新的根源從來不只是技術本身，而常在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它們需要更多的看待問題的新方法”。

我們中國的改革就取決于鄧小平那幾個新觀點，新方法，新思維。在今天的條件下，我覺得我們需要新方法，新思維。新方法是什么？體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創新的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