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有管理和沒管理的區別就是快和慢。管理是研究效率的,有管理的公司效率高、產品質量好。我常說,企業經營的好壞是由管理決定的。戰略是把握方向的,一個決策的對錯是由戰略決定的。在戰略之后有一個詞叫方向,在方向之后有一個詞叫選擇。選擇就是一種戰略,選對了方向,戰略就是對的。
比如說,在20世紀80年代跑去深圳做事叫方向性正確,現在你再跑到深圳去就叫方向性錯誤。因為20世紀80年代是政策到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打工到深圳,產品到深圳,市場到深圳,到處是機會。現在正是深圳的資源朝全國釋放的時候。
做事的水平和賺錢沒有任何關系。我們不能埋著頭做事,還要審時度勢。我認識一個中醫專家,他是北京一個著名醫院的院長,他家是世代中醫。他說中醫治病,很多病起作用的就是一個穴位。但是如果治一種病他每次都診治一個穴位,那么跟他學的人很快就學會了。時間長了,病人自己可能都學會了。要是病人都回家自己弄個針來灸,那醫生就餓死了。逼得他沒辦法,他就在關鍵穴位的旁邊針十個穴位,這樣就沒人能搞清到底是哪個穴位在起作用,也就沒人能夠偷師。為什么很多行當都有入室弟子?就是因為只有到師父快死的時候,才能告訴你到底哪一個穴位有用。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有些時候人要學會辨別。師父不告訴你,你自己要學會辨別那個起作用的穴位。做企業也是如此,大的方向人人看得到,但是決定你企業未來的那個方向就要靠你自己來甄別和判斷。
戰略主要是研究兩個字:趨勢。一個好的企業要明白當今社會發展有三大趨勢:第一個趨勢叫宏觀趨勢,第二個趨勢叫行業趨勢,第三個趨勢叫階段趨勢。
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為什么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崛起,90年代慢慢做大?因為他有宏觀趨勢做保障。當時大家要打電話,就需要手機。有了手機,就要有交換機。因為中國人沒錢,所以就需要便宜的交換機。這個時候任正非就把西方的技術“偷師”過來做模仿。這個“偷師”用個標準的詞叫“逆向開發”。把一個完整的商品拆了研究一下,研究明白了再用你自己的方法把它組裝起來,就叫逆向開發。
做企業一定要把握趨勢,把握趨勢你才能賺大錢。深圳有被邊緣化的傾向,這就叫趨勢,香港有被邊緣化的現象,這就叫趨勢。這么說,并不是說企業不能在深圳發展了。20世紀80年代,來深圳做企業是因為那個時候深圳有大量的廉價資源。現在,深圳最大的優勢是有比較成熟的市場運作體系,有比較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有比較好的國內外的通路。在深圳做企業,一定要學會向內陸服務。實際上深圳的企業現在處在一個逆向輸送的階段,就是應該用前三十年時間在深圳積累的財富,去反哺內地。
現在很多人還傻乎乎地到香港去發展。香港靠三樣東西支撐,第一樣是它有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第二是它有港口和物流;第三是它有比較自由的制度。但是這三樣東西的成本都特別高,人工成本高,住宅成本高,生活成本高,所以它就相當于堰塞湖,用大壩壘起來,非常危險。大家知不知道上海自貿區下一步要干什么嗎?我的理解就是要干這三件事。所以將來上海不是建一個香港,而是建一個東方新世界。
深圳離香港近,所以深圳不會有更好的政策。按道理說,深圳應該和香港一樣,變成金融自由、物流自由、政策自由的城市。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就相當于給大壩開了一個口,香港這個高原湖一下就掉下來了。以前深圳是借了香港的優勢發展起來的,現在也會因香港的劣勢而受到制約。
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句話,叫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四大報告提“基礎性作用”),這個提法具有革命性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一直說計劃經濟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原來是政府主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現在是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要淡出經濟的主導角色,要變成服務的角色。這就意味著企業要真正作為主人出現了,中國的市場化真正開始了。
在這種宏觀經濟下,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因素將會越來越多。這個宏觀趨勢必然帶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一個號角,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從頂峰開始下降,就會出現新一輪的官員下海浪潮,而企業都在逐漸轉向完全市場化,包括國企。中國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變革,這個變革是未來十年中國最后一次產生富豪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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