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專家卓越型：
他們聰慧、勤奮、自察、改良，臨床經驗十分豐富，甚至，他們可能具備良好的院校教育和臨床訓練背景，包括海外留學與工作背景。他們是這樣一群醫生：在專業上——達則兼濟天下。
他們關切患者需要，包括重視或善于醫患溝通或患者教育。他們追求患者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追求患者利益優先于醫院利益。
為了維護醫療專業的完好性和社會聲譽，他們不僅愿意接受不同意見或國際標準，而且，他們會主動批評同行的不良行為或不勝任行為，他們呼吁醫改能夠清除過度醫療行為及其它業內斑斑劣跡。
他們的胸襟已經超越個人感受，他們的臨床實踐已經游刃有余。因此，他們愿意付出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關注和反省醫療行業的各種缺陷偏失和改良機會，并在業余時間參與國家的醫改討論，或義務提供本專業的醫療信息，幫助年輕醫師更快的專業成長。甚至，他們著書立說或發表文章或從事醫療司法鑒定工作，甚至教訓不公正的法官。
2. 正直專家型：
他們具備上述“專家超越型”醫生的很多優點。例如，他們臨床經驗十分豐富；關切患者利益，甚至超越自身利益；為了維護醫療專業的社會聲譽，他們會主動批評——至少是深切反感——庸醫或過度醫療行為。
他們醫術高明，但是，由于個人特質和工作繁忙，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或從事本職工作以外的更多專業努力。甚至，他們可能睡眠不足，或苦于沖突的臨床工作與家庭生活。
作為本地或本院知名的醫學專家，他們人品正派，或剛直不阿。也正尤為如此，面對弊端重重的醫療體制和戾氣橫行的醫院文化，他們通常會在一些個人氛圍中，呼吁改良、感到憤怒或專業懊悔——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學醫。
或許，他們最深刻的內心痛苦，在于沒有自己的“專業自治”。雖然他們可能缺乏“醫療自治”的倫理概念，但是，他們知道一天診治30名患者最為合理，而不是80～120名患者；他們知道，自己無力扭轉乾坤，不得不在醫院的經濟指標下被動地卷入體制性的過度醫療，從而陷入道德沖突的內心痛苦。
在這種自己不能做主的醫療環境中，如果說“知名專家”的名分是一根平衡桿，那么，他們就是抱著這跟平衡桿走鋼絲的醫生。
沒有人真正地調查他們的身心健康水平。
3. 專業迷戀型：
雖然痛惡當前的醫療體制和工作環境，但是，他們依然熱愛醫療專業，包括堅守醫者仁心、懸壺濟世的專業價值。可能，他們很想改行，但是，他們依然舍不得放棄或終止自己的醫療執業生涯。
他們的臨床經驗比較豐富。在一次一次治病救人的過程中，他們不斷享受著專業成就感；在一聲又一聲患者的感激話語中，他們不斷體驗著專業滿足感。一穿上白大衣或一拿起手術刀，他們就會精神煥發，就會神氣十足。這是十分可貴的醫學情結，也是行醫的良好素養。
這種迷戀醫學的專業情結，是執業堅守的精神力量，是中國老百姓一種福音。不過，他們可能同時具備其他類型醫生的混合特征，無論良性特征，還是不良特征。
4. 致富優先型：
大多數此類醫生的臨床經驗十分豐富，甚至醫術高超。既然醫療體制逼上梁山，過度醫療就沒商量。同時，他們聰明地恪守“患者安全第一”的實踐原則，或者，在極端的醫院管理環境中追求超額收入，一旦東窗事發，就會慷慨補償患者的事故性損害后果。
他們往往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深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己當然不能落后。況且，貧窮了數千年的中國人，哪能禁得住如此眼花繚亂的物質誘惑？買房子，要花錢；孩子上學，要花錢......于是，他們開始心安理得。醫院的科室經濟指標，也必須完成；醫藥代表送上門來，傻了不要？畢竟，醫療體制使然......于是，他們徹底心安理得。因此，不同于“正直專家型”的醫生，他們可能沒有多少自責，也就是道德沖突導致的內心痛苦。或許，他們自感道德沖突，但是，這肯定不是他們的心智主流。
他們通常擔當臨床主力，沒有時間、也沒有動力參與本質工作之外的專業或醫改討論。因此，我們很少在微博上見到他們的身影。而且，他們不再寄望于醫改，因為他們曾經失望。他們通常具備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在醫療體制的溫床里吸吮著源源不斷的物質利益和行政利益。
此類，也可能包括極少數劣跡斑斑的庸醫，可能包括一些不到40歲的醫生；而且，科主任也不在少數。
他們，甚至比美國醫師掙得還多。
5. 專業傲慢型：
醫學科學，確實高深精繁，充斥著大量需要終身學習的知識和技術；臨床實踐，確實富有挑戰性，充滿著一次有一次起死回生的成就感。在社會，他們是救死扶傷的人間圣杰；在醫院，他們是真金白銀的創收主體。
而且，我國醫療體制歷史性地鑄就了“醫師獨大”的醫院文化：一方面，護士被壓縮為為臨床技工，另一方面，藥師被擠壓成特殊商品的售貨員。
因此，作為一名醫師，他們倍感自豪，不可一世。在患者、護士及其他專業人員面前，他們骨子里充斥著那樣一種專業傲慢，甚至演化醫患關系中的技術官僚或技術獨裁。例如，要么簽字同意，要么出院走人。甚至，他們相信，只有醫生才有資格管理一家醫院，只有醫生才有資格討論醫改。換言之，醫師乃行業老大，因此，院長必須是醫生出身，醫改必須具備醫療背景——近乎一種“醫師萬能”的邏輯心態。
在臨床上，他們的傲慢心態往往表現為一種“騎士行為”。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沒有他們做不了的外科手術，他們的診斷絕對沒錯！同時，他們往往輕忽醫療團隊的溝通與合作，對于忠言逆耳的勸告不屑一顧，從而更多地暴露于醫療失誤的臨床風險。
這種專業傲慢，使得他們聽不進他人的批評意見，或不假思索、毫不猶豫地否定他人意見或訓斥“非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或不明就里地恥笑他人外行。結果，他們喪失了很多的思考、反省、討論及改良機會。
少數醫學博士，從固執己見到嗤之以鼻，或使這種專業傲慢更上一層樓。他們甚至相信，手術刀上“出醫改”。至此，我需要祝愿在我目前傲慢、自大、偏見的醫生新年快樂！正是他們，讓我的認知變得更加豐滿，也讓我的心智更加堅強。
6. 惱羞成怒型：
他們的臨床資歷或多或少，而且，有的熱愛醫療專業，也信奉醫者仁心、懸壺濟世的專業價值；有的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行，再也不當醫生了。
在臨床執業生涯中，他們的挫折感可能遠遠多于成就感。在醫患互動過程中，他們倍感困擾、痛苦和憤怒。總之，作為醫療體制替罪羊，他們很可能長期陷入一種高度苦惱的情緒狀態而難以自拔。久而久之，他們實際上處于一種精神紊亂的狀態，或者，他們已經淪為或正在陷入不幸的“缺陷醫生”行列。
他們的思維變得狹窄，影響到臨床病情判斷。在臨床上，他們往往分不清楚患者的“言談舉止”和患者的“個人尊嚴”，加之溝通技能低劣，很容易陷入醫患沖突的惡性循環，甚至危及患者安全或導致醫療糾紛。在交談中，他們處于易激惹狀態而動輒火冒三丈，甚至惱羞成怒；有時，他們甚至將過度醫療的整體行業討論，誤解為對其個人的侮辱——在這背后，可能是值得贊賞的正直品格，也許并非如此。
陷入這種情緒泥潭，使得他們在人際互動——包括醫患溝通——中首先選擇或下意識地開始攻擊或防御，而不是首先選擇傾聽、思考、自省和改良。例如，面對批評或異見，他們會不問來龍去脈或上下文關系，一開口就展開人身攻擊或辱罵，而不是針對當前討論的議題說出自己的論點論據。
顯然，他們是醫療體制的受害者。而且，他們大多數正直、善良或富有關愛情懷。但是，他們敏感脆弱的心智，承受不了醫療體制導致的各種困惑、沖突、壓力、疲勞及各種形式的醫院暴力和社會誤解。因此，他們值得同情，更需要幫助。
7. 清貧受壓型：
他們大多年輕，臨床資歷短淺，或是臨床實習生、研究生或進修生。每天，他們做著最大量的繁瑣、卻感到無聊的病歷書寫工作；他們經常加班加點，卻掙不到多少錢。但是，沒有他們，醫院的正常醫療工作不可能完成。
雖然功不可沒，他們卻很無助，甚至暴露于遭受上級醫師訓斥或語言虐待的風險，以及來自患者的輕視或猜疑。他們的身心休息和家庭共處的時間，經常遭到剝奪——目前，其它類型的醫生也多半如此，同時背負著購買住房和子女教育的兩座大山。對于這種執業生態，他們很痛苦，不免抱怨連連。學醫后悔迭迭。
而且，他們已經不如他們的醫生前輩那樣，能夠從帶教老師或資深醫師那里，學到更多的臨床技能。
他們還沒有體驗過多少診療的成就感和專業的滿足感，卻迷亂于是非顛倒的價值取向，以及陷入貧富懸殊的錯愕當中。因此，以及由于年齡關系，他們不僅容易成為惱羞成怒或易激惹的醫生，而且也是最容易改行流失的醫生群體。同時，他們的各種負面的臨床體驗，很容易傳輸給在校就讀的醫學生，使得后者還沒有開始臨床實習，就陷入深深的疑惑與煩惱，因而干擾破壞他們的學習績效。
8. 體制邊緣型：
主要涉及村醫和私營社區診所醫生，以及那些辭職而自主創業的醫生——憤而離開公立醫院，可能恰恰反映他們卓越的專業能力和可敬的剛正品格。
他們大多失去了公立醫院的體制優越條件，同時，他們必須自擔臨床風險。他們各自的處境優劣可能大相徑庭，經濟收入也會高低不一。
村醫，同時屬于“清貧受壓型”的醫生，處境也最為困難和尷尬。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醫改中被剝奪了診斷治療的專業權利。雖然沒有公立衛生院的國家干部編制，卻最直接地服從匪氣更濃的基層衛生行政領導的命令——轉而從事所謂的“公衛”服務。薪酬菲薄，而且發放周期長，數目不確定。他們沒有病人，也沒有改行的一技之長，種地賠錢，上有老下有小，前途堪憂！
各個類型的中國醫生，通常都會很辛苦。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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