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三株、秦池、愛多、玫瑰園……這些名噪一時，曾經經常成為各大媒體焦點的民營企業在一個個的倒下。近日，曾經在美國上市，曾經締造出中國的首富，曾經被同行稱為“最受尊敬的競爭對手”的民營企業無錫尚德，攜帶著眾多光環，也不得不接受破產重組的命運。這些似乎都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然而，這些民營企業曾經都為行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做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走向衰落并不是他們的初衷。
“短命論”一直籠罩著的中國民營企業，難道中國的民營企業只能曇花一現？發展之“痛”曹鳳英是江蘇一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面對《新產經》記者的采訪，她說的最多的是“不容易”。回顧企業的發展，曹鳳英告訴記者：“從環保設備工程做起，逐漸到今天的環保節能建筑材料，20多年來，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當初從家鄉宜興被招商引資到南京高淳，沒有資金、沒有科研力量、沒有人才，一切只能靠自己。
”曹鳳英如是說。“現在公司的一款主打產品曾經研發了18年，這么多年一直是靠自己的堅持，最困難的時候，是靠親朋的借款甚至是兒媳婦的陪嫁錢，都被她“挪用”到了研發產品上。”談起這些曹鳳英數度哽咽。“如今，產品出來了，鑒定結果出來了，產品性能指標參數都優于行業標準，但推廣起來卻又面臨種種困難。不知道該去找哪個部門，在飽受推諉之苦后，終于拿到了產品上市的眾多證書。”曹鳳英面對采訪，顯出疲憊的眼神，“這些過程比科研艱難得多，因為科研自己可以完全把握情況，但是政府的效率，自己無從把握。有時催也不行，不催也不行”。產品獲準上市后，又面臨擴大產能的問題，由于沒有銀行的貸款支持，只能靠市場的口碑去一點點地積累，要么從公司別的項目上吸收資金來緩慢發展。令曹鳳英不解的是，如此利國利民的產品，卻找不到“伯樂”，推廣起來卻是如此的艱難。在幾次產品展銷會上，有幾家國外同行在看了她的產品和技術參數后，打算花高價買斷她的技術，但是曹鳳英堅決不賣。她告訴《新產經》記者：“這個技術的誕生比自己養育兒女的過程都艱辛，怎么可能讓外國人拿走再去賺中國人的錢，這樣的事情我做不到。”
2012年3月，一家國際風投公司給公司注入了一筆資金，合同已經簽訂，資金也開始分批注入。但是，時隔數月后，曹鳳英又無奈地表示，錢是有了，但畢竟是用別人的錢，在公司的發展和決策上，遠遠沒有以前那么自由了。“因為畢竟他們（投資方）對中國的國情缺乏了解，決策過程中難免會發生摩擦。目前，只能維持前行。”其實，在與《新產經》記者接觸的眾多民營企業中，曹鳳英遭遇并非個案。
北京京郊一家地產公司老板郝立國在歷經多種艱辛之后終于拿到了一片土地的開發權。但是，一切才剛剛開始，建設和銷售的過程無不讓他感到力不從心。郝立國向記者坦言，我用于政府公關的成本遠遠高于房子的建設成本，如若不然，將寸步難行。受國家調控政策的影響，為了推動項目的進展，郝立國又不得不多次從親朋那里獲得“高息貸款”。郝立國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還面臨高稅負和高行政成本的問題。“政府各部門的收稅太多，社保的費率太高，這些導致一些企業支撐不住。而且，一些政府部門對企業的審批、年檢特別多，行政上的干擾，吃拿卡要，導致民企隱形費用大大增加。”可以說，面對著國內外競爭不斷的加劇、強勢的政府和國有企業以及來勢洶洶的跨國公司，民營企業仍然顯得那么稚嫩。自我轉型與救贖
毫無疑問，在國家政策不斷的支持下，近年來民營企業數量規模持續增大。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私營企業1085.72萬戶，占全國實業企業總數接近80%，同比增長12.2%，注冊資本31.1萬億元，增長20.59%.從稅收總量看，目前民營經濟稅收比重已經超過國有經濟。不少地方民營經濟稅收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超過60%。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中國加入WTO之后，國外企業和產品搶灘中國市場，正以強大的資本和競爭力對中國的民族經濟實施擠壓。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除了國際因素，民營企業的未來仍面臨著體制上等一系列阻礙發展的問題，這是民營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有數據顯示，我國85.4%的民營企業是家族企業，未來5至10年，約75%家族企業將面臨尋求接班人的問題。美國摩根大通公司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從世界范圍看，家族企業能成功傳到第二代的，只有30%，傳到第三代的只有15%。
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家族式管理模式也遭到不斷的挑戰，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在接受《新產經》記者采訪時指出，民營企業要從自身的內部轉型，從擺脫家族式管理進行改革。
家族企業治理曾水良認為，當然，民營企業在創業初期，大多以家族式管理模式為主。企業領導者，既是資產所有者，也是資產經營者，這在企業發展之初的確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隨著當前經濟全球化、網絡信息全球化的來臨，對于企業管理者的現代管理水平也提出了重大挑戰，如果不豐富知識架構，增加學習和應對能力，在與國外企業進行較量的過程中，必然處于劣勢，甚至給企業的發展埋下重大隱患。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王建軍認為，從西方的家族企業成功傳承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職業經理人傳承制度無疑為國內民營企業的交接班提供了一種極具參考價值的模式。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和職業經理人組成的相互依賴又相互制衡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為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曹鳳英也多次向《新產經》記者道出無奈，作為民營企業的掌舵者，能走的遠的，都是“熬”出來的。也曾經多次想過放棄，但是又覺得可惜和不甘心。面對“冰冷”的政府，強勢的國企和外企，還有瞬息萬變的市場風云，一切只能靠自己。國企干不好了，可以換個領導繼續，我們干不好了，可能就員工失業，企業破產，老板傾家蕩產。建立公平競爭環境除了自身發展的機制影響著民營企業的長遠發展，外部生存環境更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主要阻力。雖然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看來，中小企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創業、創新之源。但是，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直以來就處于一種極端的困難境地。既沒有資金支持，又沒有市場的需求支持，再加上近幾年受工人工資上漲和原材料價格上升等不利因素影響，民營企業遇到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困難，所以其發展相對而言始終處于弱勢狀態。
對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曾經多次出臺關于民營經濟的綱領和方針，然而，有業內專家卻認為，時至今日，雖然出臺了兩個“非公經濟36條”，但依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很多細則的問題卻沒有落實到位，而且一些既得利益者極力地在排斥政策的落實
顯然，發展市場經濟，就要“平等進入”。但事實上，這些原則長期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家族企業治理曾水良告訴《新產經》記者，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屬性，只有平等進入才有公平競爭，而民企與國企的對壘競爭就是典型樣板。大量的國企依靠壟斷與政府的關系等外在優勢不斷滲入各個領域，將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一再擠壓，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他們依靠的并不是競爭機制或效率。在這樣的不對等的機制下，自食其力的民企根本不是對手。”中國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專家告訴《新產經》記者，這些國企大鱷們為什么在國內叱咤風云，但一出國就賠的一塌糊涂？原因就是這些國企效率低下、體制落后以及懶惰心理使然。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敢于向這些懶庸的國企開刀。
“如果是出于經濟安全考慮，那么可以為他們劃定區域，不得隨意滲透其他領域，從而給民營企業更多的空間。”王建軍告訴《新產經》記者。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專家保育鈞曾表示，從根本上來說，導致民營企業生存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基本經濟制度出現了問題，沒有與時俱進。基本經濟制度中規定，我國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如果將以公有制為主體，變為以公有制為主導，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要實現這一點，首先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做好利益調整，政企分開。
北京火德恒特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興道也認為，如今國內市場經濟的不公平還體現在對國有經濟有意無意的偏袒上。國有經濟可以廉價地使用大量資源，包含資本資源和自然資源。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4萬億刺激經濟增長計劃出臺后，大量資金流向國有企業和房地產領域，尤其是2009年央企、國企大范圍在各地拿地，許多“地王”后面大都有央企和國企的影子。而與此同時，廣大中小民營企業因其沒有更多的“背景”，自然受惠于4萬億的“恩賜”少之又少。
“國務院推出職能轉變方案，向市場放權，我們民營企業家十分贊成！以后能不能進一步松綁？”“小微企業在融資方面受到很多限制，金融機構把大量貸款給了國企和效益高的投融資企業，民營企業缺乏創新資金，能不能呼吁公平待遇？”“現在企業走出去挺難的，政府能不能給予更多政策支持？”……這是眾多受訪的民營企業面對記者發出的不同呼聲，也是對經濟決策者和制度設計者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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