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多中國權勢者的靈魂深處都是一種蔑視規則制度、破壞程序法則的傾向。這種傾向并非個人品質使然，而是一種民族文化積淀的成因，是個人在從小生長環境中接受文化熏陶的結果，這正所謂中國式的“醬缸文化！。 建立規則本身并不困難，困難的在于執行。如果要起草和頒布各種規章制度，只要全力投入，3個月就可以全面完成。但是，如果真正執行到位的話，30年恐怕也難以做到。 我總結出了一個“規則哲學”：1.一開始只頒布能夠做得到的規則；2.盡快形成一種“規則文化”；3.一旦真正形成“規則文化”，就全面擴大戰果，通過“規則文化”建立起“規則化企業”。 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權力失去監督，必然產生腐敗。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無人能夠免俗。人群中象雷鋒和孔子那樣的人固然存在，但比例大概只有0.01%，99.99%的人都不是圣人和道德完美者。 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用人不疑”是一種錯誤的觀念。用人一定要“疑”，但“疑”的方式必須是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規則化、程序化，而不要采用中國古代政治運作中所慣用的黑箱操作式的“權術”。必須用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建立一整套防止腐敗的健康機制即“規則”， “規則”使得一個即便是惡性多、善性少的權貴者也很難進行行賄受賄、貪污腐敗。 當最高權力者成為規則的破壞者時，規則不僅一錢不值，就連規則的制訂者也成了大家嘲笑的對象。 在一個社會里，規則的最大破壞者是誰呢？我的結論是：不是百姓，正是權力者本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違反國家法律最多的實際上是皇帝本人。同樣，很多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最明顯的區別就在于“規則”，現代社會有規則、而傳統社會沒有規則，現代社會靠法制、傳統社會靠人治，是故，“規則文化建立”是文明社會的基石。同樣，現代企業與傳統企業的最大區別也是“規則”。現在碰到的這些問題已經不是現代化教育能夠提供答案的問題了，而是一種深層次的中國民族文化道德、倫理問題。 規則化和隨意化是組織管理中相互沖突的兩種模式，就像政治中的法治和人治一樣，雙方永遠在不斷較量。 是故‘組織變革，必須導入“規則文化”！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建立規則本身并不困難，困難的在于執行。如果要起草和頒布各種規章制度，只要全力投入，3個月就可以全面完成。但是，如果真正執行到位的話，50年恐怕也難以做到。 我總結出了一個“規則哲學”： 1.一開始只頒布能夠做得到的規則； 2.盡快形成一種“規則文化”； 3.一旦真正形成“規則文化”，就全面擴大戰果，通過“規則文化”建立起“規則化社會”。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組織“規則”應該包括給以下幾個內容： 第一，明確而清晰的崗位職責； 第二，清楚明確的干部職務任命； 第三，科學合理的業務運作程序 第四，一套嚴謹而完善的人事行政管理體系； 第五，正式的議會管理制度； 第六，完善的技術基礎； 第七，培養“規則文化”； 第八，嚴刑峻法。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中國的管理模式必須與現階段民眾素質相匹配，對普通民眾的“民主”式管理只能在50年之后實施。 現階段中國的管理最缺乏是秩序。所以中國首先必須建立起強有力的秩序，建立起高度的權威，必須有俾斯麥和李光耀那樣的鐵腕手段。 因此，凡有違紀行為或損害組織利益行為時，必須嚴格執行組織制度, 決不能姑息縱容。遷就和寬容決不會讓違紀者心存感激而改邪歸正，反而會使其變本加厲。因此，只要一出現違規行為，就要立即給予嚴厲的懲罰，出拳要快、下手要狠、力度要猛、氣勢要強、壓力要大，一定要有新加坡“鞭刑”那樣的震懾作用。一旦有違規行為出現，就要一鞭子抽過去，而且一定要見血，要讓違規者感到切膚疼痛。只有這樣，組織管理才能夠井然有序。 但是，“嚴刑峻法”必須在民眾權益和基本福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進行，必須是執行公開頒布的各種管理制度；各種處罰措施和手段必須有明文規定的依據，處罰的過程也必須公開化和程序化；必須是法制，而不是人治,；必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業可以沒有民主，但必須有法制。 權威主義是建立在法制和可預知規則基礎之上的權威主義，而絕不是封建帝王式隨意化的生殺予奪。 規則的建立并不困難，難的在于執行。而執行規則的最大難度在于老板本人和高層干部是否能夠以身作則。 權貴者本人的“規則意識”是整個規則化推進工作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不要認為建立規則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推行規則化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過程中必然出現反復。只有經過無數次教訓挫折之后，人們的規則意識才能逐漸形成。 “建立規則之后就一勞永逸”的思想是一種天真的幻想。規則的最后確立是在無數次的違反規則和糾正違規行為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牢固的“規則文化”，大家必須有足夠的耐心。 （曾水良—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專家 作者郵箱：zsl200865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