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維與哲學素養密切相關

    戰略思維是一種對事關根本性、長遠性重大問題的思維，它從不拘泥于一時一事、一得一失、一進一退，總是著眼宏觀，志在長遠。而哲學既具有深厚的歷史感，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和“時代精神的精華”。戰略思維是一種全局性、系統性的思維，它要求在決策中總攬全局、駕馭全局、把握全局，從不拘泥于一城一池、一子一目、一勝一負。而哲學既具有宏大的系統性，又具有巨大的邏輯感，它總是力圖在最深刻的層次上把握到世界的統一性，并以此去解釋世界上的全部現象。戰略思維是一種具有前瞻性、面向未來的思維，是對未來發展趨勢、不確定因素以及結果的預見和把握。而哲學則曾經被黑格爾比喻為“密涅瓦的貓頭鷹”，意在說明哲學是一種深思的理性，就像是在薄暮降臨時悄然起飛的貓頭鷹那樣深沉。哲學并不是康德所說的“理性為宇宙立法”，而是人運用思維來把握世界本身的規律。由此可見，哲學為戰略思維提供了最深厚的思想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哲學素養，是不可能具有很強的戰略思維能力的。

    戰略思維的核心是能夠把握住事物運動變化的發展趨勢，做到“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這就要求指揮員必須具有良好的哲學素養。縱觀中外軍事、戰爭與思想的歷史，各個時期的軍事家，為了解釋戰爭現象，揭示戰爭規律，尋求戰爭指導的制勝法則，都自覺不自覺地求助于當時的哲學成就。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也往往是偉大的哲學家或者具有深厚哲學素養的人。

    兩千多年前，我國春秋戰國時代誕生的偉大軍事家孫子，就既是一位著名的戰略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他留給后世的《孫子兵法》既是一部舉世公認的軍事思想的名著，同時也是一部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典。《孫子兵法》把春秋時期及其以前豐富的戰爭經驗，歸納為具有普遍性的戰爭規律，在敵與我、強與弱、利與害、進與退、勝與負等軍事矛盾形式中，把握它們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作出了哲學化的表述。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等等。《孫子兵法》講的是戰爭與軍事，但它的眼界又超越了戰爭和軍事，把“非戰”、“非攻”、“不戰”作為主帥用兵的最高境界，強調“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體現了一種對待戰爭的哲學態度。兩千多年來，戰爭形態雖幾經轉變，但《孫子兵法》作為世界兵學之經典，仍然經久不衰。它吸引后人的不只是謀略、戰術、技巧，更重要的是深邃的哲學啟迪。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領袖人物，不但具備政治家的膽識，軍事家的韜略，同時又具備哲學家的睿智。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菲利普·戴維遜在他上世紀后期出版的《毛澤東的戰略》一書中，就評價毛澤東善于把軍事戰略與哲學思維融為一體，以哲學思維來指導軍事戰略，以軍事戰略來體現哲學思維，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同時又是一位杰出的哲學家。毛澤東的這個特點，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體現得最為充分。它既是一部重要的軍事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既闡發了高超的戰略思維，又蘊涵著深厚的哲學底蘊，對戰爭本質和戰爭形式，對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對戰爭的物質基礎和人在戰爭中的自覺性，對軍事實踐和軍事認識的辯證過程，對戰爭力量強弱轉化的條件、過程及規律等等，都作了極為深刻的闡述。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深刻闡述，如果沒有很高的哲學素養，沒有很深的哲學功力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為毛澤東具備很高的哲學素養，所以他擁有高超的戰略思維能力。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國革命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關頭，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使中國革命峰回路轉。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極大地統一了國人的認識，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建國以后，毛澤東的許多重大決策同樣體現了其戰略思維的高遠，比如，決定發展原子彈、氫彈，奠定了中國的核大國地位；邀請尼克松訪華，形成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穩定了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提出“三個世界”的著名論斷，加強同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交往，使中國獲得了遠遠超過自身經濟實力的重要國際政治地位。如此等等，無一不向我們表證著毛澤東戰略思維的宏闊高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