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現代中國100多年來的歷程中，有那么多專業和非專業的人從各個角度付出了那么多的勞動，但仍然不能理解西方的話，那也不是因為西方真的難以理解，而是不少人內心從來就不想去真的理解西方，即使我能把問題說清楚，也不會有多少人愿意聽下去，因為當處在戰爭或面臨諸多敵對勢力的情況下，人是很難做到客觀冷靜的，即使那些專業人員也往往如此。那種種不理解并不是由于沒有深入研讀西方經典和歷史，也不是由于什么語言和種族的障礙，或局限于自己專業的狹窄領域，而是由于人很難擺脫自己的情感、利益和種種局限性。這樣看來，即使至今為止所建立的諸多關于西方的圖象不甚可靠，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那種種片面或破碎的圖象也是植根于人的心理上的需要而已。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即我們可能和某人朝夕相處，但到頭來還是無所理解或無所知，那么面對著那四海之外的另一個遙遠的文明，無法真的理解也是很自然的了。

西方文明在其演變中，也和其他文明一樣是一個包含諸多相反因素的復雜的整體，或者說西方這個詞的含義也不僅是地理和空間上的，它在歷史的變遷也是不定和變化的，在西方那些復雜的因素中，希臘、羅馬、日耳曼、基督教，自由主義，它們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它們哪一個才能代表真正的西方？西方人自己也未必有定論，它在歷史中隨著民族的盛衰和時代的需要而不斷被重新解釋，中國人在看待西方時，也是時時按照那種“洋為中用”的原則而進行解釋和發揮。我在《西方思想史論》談到西方19世紀后歷史主義思潮時說：在現代中國，“一個容易忽視的現象是，這些對西方思想的借鑒也是帶有某種選擇性的。在西方哲學中有許多復雜或截然相反的內容和概念，或者說是一個包含各種內容的整體，我們在有的時候看到了理性精神、實證科學和啟蒙思潮，在另一些時候又可能關注其基督教的源泉，或者是一些后現代哲學家對二元論和現代性的解構。總之，對于這些假如要尋找原因的話，那就可能同樣如解釋學派所說，是源于我們自己有限的視域或那些特定時代的需要了。

”中國人在談到西方時曾經是言必稱希臘，但希臘在西方自己的歷史中也是被不斷地重構，它在中世紀被遺忘，被基督徒看成異教徒，在19世紀被德國人塑造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在近幾年，中國還有厭惡西方的人出書要揭穿西方的陰謀，聲稱作為西方文化源泉的希臘文明是一個虛構或偽造。再如對于西方的基督教，至今為止不少向往西方科學、民主和自由的人常常難以接受，那位在美國獲生物學博士并以宣傳科學精神為己任的方舟子就在不斷的批評基督教。對于歐洲歷史中的日耳曼因素，許多宣傳西方民主的人也不喜歡，他們偏好的是拉丁民族，五四運動中的陳獨秀將法蘭西作為西方文明最先進的代表，那位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國學大師陳寅恪也是偏好法國，但事實卻是法國從拿破侖戰爭后已走向衰退，在19世紀的歐洲文化和經濟發展中已逐漸讓位于英國和德國。德國有不少人曾經以反西方為己任，將自己認同于東方，但今天的德國也已成為西方的一個部分。在歐洲和美國的關系中，在二十世紀中引人注目的是歐洲的衰退和美國的崛起，美國成為西方文明的代表，但令人奇怪的是不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情感上總是不喜歡美國而偏好歐洲，而不少歐洲人一直不喜歡“美國化”以及那種暴發戶的形象。在近幾十年，不少中國人開始引入西方的后現代思潮，在后現代思潮中也包含了西方對自己的反思和質疑。

在西方文化的發展中，西方人對自己文化的圖象也是處于不斷的建構和變化中。而且他們在建構自己的傳統時也同時建構了東方，也是以東方作為自己的背景和前提的，或者說，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也是以東方作為自己的假想敵，是以東方威脅論作為前提的。看過電影《斯巴達300勇士》的人都可能如留下那些印象，即西方文明是從希臘聯軍戰勝東方的波斯帝國開始的。在近代，歷史學家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也念念不忘東方的威脅，他說假如法國在公元732年普瓦捷戰役中沒有打敗入侵的穆斯林軍隊，那么西方的所有人會屈服于伊斯蘭教嗎？吉本的回答是“也許”。在歐洲對中國圖象的建構中，其形象也是在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變化，有時將之看成天堂和樂園，有時卻又將之妖魔化。近十余年不少人開始關注中國文化對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但事實上像伏爾泰、萊布尼茨這些人對中國文化的崇尚和理想化也是出于他們自己批判封建專制的政治需要而已，而不等同于客觀的認識。

18世紀英國作家哥爾德斯密斯在他的隨筆集《世界公民》中，和當時法國啟蒙思想家一樣,塑造了一個想像或理想的中國,并以此來批評英國社會的黑暗司法和宗教偽善，書中在字里行間將中國塑造成了一個理想化的東方封建帝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國泰民安，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皇帝就是人民的守護者、慈父、益友，統治者開明，百姓安 居 樂 業，法 律 懲 惡 揚 善，社 會 道 德 情 操 高尚，然而作家哥爾锝斯密斯對中國的這些描寫也并不十分可靠，而僅是借中國來諷刺和批評英國社會中的腐敗和墮落。其中批評得更多的是英國的法律和司法，其中有個幾近荒謬的實例，以諷刺英國用來統治民眾的惡法、嚴刑峻法，有一位五歲喪父的鄉村孤兒按照居住法從一個教區趕往另一個教區，不得安頓。

后來按照濟貧法給送入勞動院學習木工，學習完畢后出院尋覓工作，路上捉了一只野兔，犯了狩獵法被拘了起來，地方官吏認為他同時還犯了流浪法，把他送入倫敦監獄過了五個月，給人押運上船賣給海外種植園，奴役期滿后想盡辦法，不久又給拉去打仗，在七年戰爭中失去了四指一腿哥爾德斯密斯在書中也諷刺英國人的宗教虛偽，認為他們的信仰并不虔誠，其中一個中國哲學家來到圣保羅大教堂，看到禮拜開始時人數很多，但奏樂完畢之后，大部分人就匆忙離去，再看留下來的那些人，很少是真心做禮拜的，有的東張西望，有的和鄰座女子眉來眼去，有的因頭天晚上飲酒過量、或通宵玩牌倒在椅子上睡著了，只有一個老婦人似乎是為牧師的話所感動，事后得知她只是住在教堂里的一個聾子。

哥爾德斯密斯還對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進行了贊美，認為中國就有一套合理近情的法律體系，書中多處引用孔子語錄和中國的寓言故事，!但它們有些是張冠李戴，有些是無中生有。這種模仿中國的風格當然走向過度，成了被嘲笑的對象。哥爾德斯密斯對此也有諷刺和批評，他在一個短劇中虛構了一個中國人，他去拜訪了一個中國藝術的愛好者，那位愛好中國藝術的女士非常興奮，大聲說：“天啊，我是多么喜歡這張具有外國氣派的臉啊！他那異國情調的寬闊額頭是多迷人啊！為了看到他穿本國的服裝，我愿付出一切代價。先生，請轉過身去，讓我看看你的背影。”后來19世紀美國小說家歐·亨利也在《咖啡館里的世界公民》小說中嘲笑那種世界主義。

當然，西方的歷史也在在演變中，對東方或者中國的看法也是在變化的，到19世紀這種對中國崇拜減退了。他們對東方的圖像也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變遷，歐洲在18世紀時是崇尚中國文化，但在十九世紀后則是持一種貶抑制的態度，黑格爾哲學中有對中國文化的輕視，薩義德的《東方學》中說西方東方學家對東方的研究往往基于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或西方中心，是一種想象和建構。到20世紀西方對中國的想象又逐步改善，一些歷史學家也力圖擺脫那種西方中心，將西方置于一種全球視野或與東方的關系中，于是就出現了各種《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