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yīng)臺：日子怎么過，就是文化

曾經(jīng)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做為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么？”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shù)那宄咳c鐘，我突然發(fā)現(xiàn)“龍應(yīng)臺局長”被喚上了質(zhì)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yù)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清晨三點，臺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zhì)。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

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自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螢?zāi)坏墓I(lǐng)域里大談民主人權(quán)和勞工權(quán)益，在自己家的私領(lǐng)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母和工人以禮相待嗎？

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yǎng)、原則、規(guī)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文化其實體現(xiàn)在一個人如何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xù)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后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shù)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xué)術(shù)定義。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沈淀的習(xí)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粉墻下一株薔薇

清晨三時的議會其實不容許我把話說得透徹；否則，我想我會慢條斯理地繼續(xù)說：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xiāng)下人。儉樸的農(nóng)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里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

穿裙或穿褲代表什么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nóng)婦身上顯現(xiàn)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醞。

什么叫底醞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臺灣農(nóng)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后一定在在那竹籃里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么，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農(nóng)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jīng)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干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nóng)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nóng)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墻漆得雪白，墻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墻上。

老農(nóng)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得如何談?wù)撛妼W(xué)和美學(xué)，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墻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huán)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shù)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xiāng)下，我曾經(jīng)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臟，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于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 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占領(lǐng)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院落中，繼續(xù)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后果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tài)一致，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過，就是文化

十五歲那年，我們從臺灣中部苗栗的農(nóng)村搬到高雄海邊的漁村。第一次進入漁村，驚詫極了：怎么跟農(nóng)村那么不一樣？

如果說農(nóng)村是寧靜的一抹黛綠，那么漁村就是熱鬧的金粉。原來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個生日都要張燈結(jié)彩、鑼鼓喧天地慶祝。漁村的街道突然變成翻滾流動的彩帶，神輿在人聲鼎沸中光榮出巡。

要辨識漁村的季節(jié)嗎？不必看潮水的漲落或樹葉的枯榮，只要數(shù)著諸神的生日，時歲流年便歷歷在前。廟前廣場有連夜的戲曲，海灘水上有焚燒的王船，生活里有嚴格遵守的禁忌，人們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

在農(nóng)人眼中，漁人簡直“迷信”極了。而十五歲的我，就這樣開始了“人類文化學(xué)”的啟蒙課：農(nóng)村文化和漁村文化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背面，有原因。漁人生活在動蕩的大海上，生命的風(fēng)險很高，未知數(shù)很多。尤其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時代里，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臺灣政府甚至不準許漁民擁有基本的現(xiàn)代海上通訊設(shè)備，怕漁民“通匪”；于是風(fēng)暴一來，救援的能力很低。

夜里摸黑上船“討海”的年輕父親，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會回來看見家里還在溫暖被子里的幼兒。所謂“迷信”，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中面對茫茫世界的一種自救方式，為無法理解的宇宙尋找一個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碼檢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歷史、經(jīng)濟、政治條件中形成。農(nóng)民不吃牛肉，因為對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個事業(yè)合伙人。漁民在餐桌上不準孩子翻魚，因為人在吃魚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險。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我們很難說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壞，它是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