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醫改最大的阻力！
時間:2014-09-15 07:18來源:在路上 作者:楊海龍 點擊: 2127 次
政府是醫改最大的阻力！ 今天開始談談對醫改的看法。如果大家覺得我的思路好，建議對頭，就請轉發一下。如果覺得不好，笑笑就算了。因為會上有個基本的認識，就是醫改在當前看不到成功的可能，只要能不再惡化就不錯了。或許諸位或者諸位的子女將來有做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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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醫改的最大的阻力---中國醫改各階層分析
(2010-03-03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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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這個題目，為了是吸引眼球。但誰是醫改最大的阻力，這也是我很久也找不到答案的問題，因為找到了答案，也意味著醫改可以找到用力點，可以使思路更加清晰。寫這篇博文，也是為了階段性的記下自己的對此問題的看法，也希望園友幫助找到些答案。
有人講，醫改的最大的阻力在醫務人員，個人以為并不是。所以，我們按一種推理的邏輯，找到醫改最大的阻力，個人感覺還是從醫改中各參與方找起，那我們先細數一下醫改的各參與方：政府（指中央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和各參與部門、醫療機構、醫務人員、藥品和器械生產商和銷售商、百姓。這幾方應該是醫改的主要參與方，也是利益的直接影響者。
再看醫改對誰有利，從醫改意見和方案看，其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中央政府為此困擾，嚴重影響了其威信，而百姓正是期望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所以，醫改做好了，他們是受益者，應該高興還來不及，成為阻力，恐怕講不過去。
再看衛生系統的各方，衛生主管部門、醫療機構、醫務人員三者。從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看，這些年，從現在的醫療體制中得到暴利的是誰？是個別的大醫院，但他們是國家的，醫務人員？僅有少部分的醫務人員得到了大筆的灰、黑收入，與之鮮明對照的是，基層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大都在“水深火熱”中，也期望改變。而醫改的意見和方案中一些措施，明顯的分流了衛生主管部門的權力，這是他們不愿意的。從上面的分析看，個人以為從衛生系統內部看，醫改的最大的阻力應該是一些不喜歡失去權力的衛生官僚集團（有的還有別的目的），少部分既得利益的醫院管理者和醫務人員。但這些人言改革時，并不談這真實的目的（拿不到桌面上），而以損害醫院、醫務人員、患者利益等為借口，而阻撓改革，因為只有綁架了國有的醫院、為人醫病的醫務人員、社會大眾，才能達到他們和改革要價的目的。
另一個大阻力來自醫藥和器械生產和流通企業。因為醫改對衛生系統只意味著改變，重新的利益分配，最多是“均貧富”的運動罷了，餓死自然不會。但對藥械，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將面臨著生死的選擇。沒有人會等死的，所以，他們貌似松散，實則在做一件事，就是維護現狀。他們游說政府、各部門、醫院、醫生，夸大了改革的損害，也把前面各方企圖綁到一個戰車上。這從近期藥品招標采購就可以看出阻力之大，超出想象。
很多人都把醫務人員做為醫改的第一阻力，認為醫務人員對醫改積極性不高，會嚴重損害其個人利益。從少部分人身上看的確會這樣，但從整體上看，特別是大多數基層（小醫院的全部、大醫院的基層）醫務人員看，可能得大于失或基本持平。這些年從我們執業環境，我們的社會公信，我們的所有失去的，和我們的所得成正比嗎？大多的醫務人員也是不改革的受害者。再有，醫務人員在醫改中更多的處在“被改革”的地位，其真正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并不多。虎狼藥以為，除了少部分既得利益的醫務人員和管理人員外，其余更多是“不明真相”的醫務人員，他們更多的是被別人（醫改受損的利益集團）當槍來使，做說事的工具。如果此判斷成立，那希望行內的戰友們要真正分清敵我，別選錯了行、嫁錯了郎。
分析稱醫改最大阻力來自衛生部門和三甲醫院
2013年12月09日 18:15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蔡江南
最近，飽受爭議的美國奧巴馬醫改法案再次陷入窘境。作為奧巴馬醫改法案的一項重要舉措，“奧巴馬醫改”醫保網站自今年10月推出以來，一直因網站服務器和軟件平臺故障頻頻造成登錄困難。12月1日，經過一個多月的修復，重新上線，但還是不能完成奧巴馬政府所賦予它的所有任務。
美國醫改整整搞了一個世紀。雖然早在1907年老羅斯福總統就提出希望實現全民醫保，可是直到奧巴馬政府才邁出關鍵一步。
中國從2009年提出新醫改至今，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了超過95%的人群，可以說，中國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就解決了美國100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但要徹底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也殊為不易。
為什么醫改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就是因為醫改會牽涉所有人的利益。美國的醫改之所以改了一個世紀之久，是因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阻撓。筆者認為，對于中國來說，目前在醫改進程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是政府的衛生部門和公立三甲醫院。
我們的三甲醫院既享有了計劃經濟下行政管理的好處，也享有了市場體制下賺錢的好處，所以它們肯定不希望目前的格局做出重大改變。至于衛生部門的態度，我們從2009年提出的醫院管辦分離方案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從最初的“衛生行政部門不干預醫院的具體管理事務”，到后來的“把分散在其他部門的醫院管理職能集中起來”，管辦分離就是在衛生行政部門內再設一個部門，把醫院分在那里管理，以免肥水流了外人田。
對比中美醫改可以發現，美國醫改難在方案通過階段，而中國醫改在方案通過階段比較容易，難在執行過程。
筆者曾經在美國馬薩諸塞州衛生部工作過13年，參與過該州醫改方案的設計，當時設計出來的醫改方案有200~300頁紙的厚度，而奧巴馬醫改方案則將近3000頁。回到國內后，筆者也參與了復旦大學提供的中國醫改設計方案，當時布置給我們的任務是起草一份一萬字以下的醫改方案。聽到這個字數要求時，筆者感到非常吃驚：就連一篇碩士論文都要求不少于3萬字，為什么我們的醫改方案只要一萬字就可以寫下來？
美國的醫改方案由于走的是立法程序，所以在法律條文內對于很多名詞都要從定義開始。而中國的醫改方案只是一個幾頁紙的文件。比如，翻開中國的醫改方案可以發現，“公益性”這個詞的出現頻率很高。什么叫公益性？怎么才算公益性？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明確定義。
美國的醫改方案將人、財、物如何操作都定得很細，其中對人從哪里來、預算是多少、掛靠在哪個部委之下等等，都有一個很詳細的規定，但是中國的醫改方案更像是一個號召性文件，缺少具體內容。
應該說任何事情都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內容定得太具體也未必是好事。美國的醫改方案把各項要求都寫得清清楚楚，這樣一來，整個利益格局也很清晰，要動誰的奶酪也都一目了然，因此方案會很難被討論通過。而中國的方案則寫得比較抽象，大家一時看不出來誰會受損誰會得利，因此通過起來會比較容易，至于在執行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問題，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
姜廣策:醫改的最大阻力來自政府官員葛蘭素史克事件背后（掣肘）
［作者：佚名 轉貼自：姜廣策的博客 點擊數：603 更新時間：2013-8-10 文章錄入：醫療律師］
下文來自一位醫藥同行，相當言之有理，不可獨享，其實我們行業中人大家都是清醒的，唯獨某些官員和專家還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發達國家藥品價格也有管制，他們最大共同點是藥品銷售占醫院收入比約12%-15%，收入來源主要靠優質服務和管理，不像中國靠壟斷地位賣藥獲得。
2010年06月06日10:19來源:大河網楊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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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高回報的投資”，據揚子晚報報道，陜西神木縣從去年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以來這句話是縣委書記郭寶成最大的感觸。
上學、看病和住房三大民生問題耗費了民眾太多的精力，尤其是在看病問題上，早已成為纏在人們心頭的難解之結。誰都不能保證自己一生平安無事，而一旦出現一點意外就可能導致一家人幾代都翻不了身，這就是殘酷的民情。對疾病的恐懼讓所有人對神木的成功感到欣慰。
“神木模式”并非難以實現的神話，以神木為鑒，完全可以將免費醫療之光照遍全國。在英美甚至是巴西全民免費醫保甚至早已成為平常之事，公民完全沒有后顧之憂，如果按照神木的統計，40萬人每年1.5億，那么中國13億人就需要4875億，這個數字對于泱泱中華來說真的不算什么。那為什么中國免費醫療之苗難以長大呢？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官員的心態。
在中國的官員中，郭寶成是少數能“看得開”的人。神木并非經濟發達的地區，是政府的重視才使“神木模式”得以實現。在心理學上有個“不值得”定律，其最直觀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這是人們一種心理的體現，其實并不是其他地方沒有能力實現免費醫保，只是許多官員認為這樣的投資效果不直觀，不能直接帶來利益，而一個形象工程或是高增長的GDP卻是不折不扣的“政績”。在這種不值得心理的影響下，官員們變得浮躁，只想做對自己有利的事卻不愿做對百姓有利的事，這樣看來，免費醫保難以實現也并非難以理解。
其實，官員們的不值得心理正是部分人目光短淺的體現，很贊成郭寶成的“民生是高回報的投資”觀點。神木縣2008年財政收入是67億元，而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后，全縣財政收入達到93億元，增長遠遠超過縣財政全年因實行免費醫療所支出的1.5億元。這并不奇怪，如果沒有免費醫療，大家為了規避患病的風險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積蓄起來，而這些錢本來是可以用在生產、投資和拉動經濟增長上的，現在只能“浪費”在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預防上。如果市民沒有了患病難治的后顧之憂，存起來的錢就會變成巨大的經濟增長推手，GDP自然就上去了，這于國于民都是大有裨益的。
全民免費醫療并不是原有利益的再分配，而恰恰是多方的多贏，在全民免費醫療中老百姓和官員都會獲益，而這也恰是許多官員沒想清楚的地方，官員們應趕快摒棄不值得的心理，努力改變對待百姓地態度。而神木的成功也向我們展示著，其實，只要官員放正了心態，做好全民免費醫療并非不可為之事，我們始終相信，官民一心，其利斷金。
“為民者民必記之、惠民者民必感之、樂民者民必愛之”，神木不僅打破了免費醫療難以實現的神話，更讓我們看到，實現免費醫療官員的心態是多么重要，我們期望官員們弄清其中利弊，真正的為百姓解決難題。
跨國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以下簡稱：GSK）事件成了公眾媒體和行業內議論最多的熱點。外資巨頭一向給人的印象是高科研投入、專利產品、高質量、價格較高、重視學術推廣。事實上，每當政府定價、招標采購的時候，外資企業注冊取決于藥監，定價取決于發改委，進醫保獲得社保報銷取決于社保部，進地方招標目錄以及單獨分類取決于招標辦，進醫院還需搞定醫院。這不是GSK的手段，這是行業現象。
被蒙蔽的人傻眼了吧？這些不都是傳說中用來管住藥價、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降低老百姓負擔的部門嗎？怎么這么一說，感覺錢都進了他們的腰包？政府是不是該進一步加強管理啊？不幸的是，按照這個邏輯，再多N個管理部門，多N個限制政策，就會在藥品的價格里多N個成本組成。因為管制帶來尋租，更多的管制自然是更多的尋租。
藥品高額的毛利空間，正是由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合謀造成的。而根源就在于政府對價格管制的思維邏輯。
醫改的三個主要方面里，事實上，藥品價格的管制只是產生矛盾的原因之一。那么，包括藥品價格、賄賂、以藥養醫、醫患矛盾等等，這些到底是不是醫改的主要問題呢？這得從醫改的內容說起。
醫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那醫療衛生體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各方面改革面臨的主要矛盾、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呢？掣肘『醫療事故相關安全事件公力追責合法性可行性調研』
首先，我們說，醫藥衛生體制就是“三醫”即醫保體制、醫療體制和醫藥體制。
醫保體制負責解決支付的問題，包括誰？按照什么標準？什么原則？如何籌措資金？如何支付等等。醫療體制負責解決看病的問題，包括誰？用什么價格？治哪些病？醫藥體制負責解決藥品的問題，包括可及性問題、創新問題、社會負擔成本問題等。醫保體制目前解決得相對比較好的是全覆蓋，也就是通過各種醫保政策提供了將全社會所有公民都納入不同醫保體系的可能性。說提供了可能性，是因為理論上都可以納入，但實際中有些情況確實還沒能夠納入。醫保解決得不好的，是覆蓋深度、公平性問題和使用效率等問題，這里不一一細說。
醫療體制問題最大，醫療資源被行政壟斷是問題關鍵醫療體制問題最大。其中的核心矛盾則是醫療資源由行政壟斷還是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目前是貫穿整個醫改始末的關鍵。我們目前看到的表現出來的矛盾，幾乎都由此派生出來。比如看病難的問題。當醫生被束縛在體制內，而醫療資源被行政壟斷，醫療服務的價值被剝奪（表現為低定價），于是我們看到了90%的醫生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繼續行醫、基層醫生大量流失、專業院校需要用高額補貼和嚴格合同來逼迫誘導學生畢業去基層服務、三級醫療體系名存實亡、資源傾斜的大醫院人滿為患。
簡單說，當出現全社會都不愿意做醫生這樣的局面時，算是解決了看病難嗎？再比如看病貴的問題。靠剝奪醫生醫療服務的價值來降低醫療費用的思維，必然招致醫生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反抗來獲利。與此同時，當財政撥款只能維持醫院10%的成本，剩下的90%需要靠贏利來維持醫院經營的時候，醫院和醫生的生存逐利沖動根本無法遏止。十幾年來，年年上漲的藥費就說明了這一點。
這種上漲，根本不以政府的意志和宣傳為轉移，因為這是不可阻擋的市場客觀規律和力量。特別解釋一下，常年以來我們耳熟能詳的普遍輿論導向是：藥價虛高的原因是以藥養醫。是嗎？
不！醫生需要人養嗎？不需要，他們有技術、有知識。但為什么總是有所謂養醫的問題呢？因為他們的價值被行政壟斷剝奪了。
目前行政通過醫療市場準入、規劃布局、人事編制、評級考核、科研經費、價格管制、醫保的資源控制（補供方）對醫療資源實現了壟斷。這樣的壟斷，不僅加劇了供需矛盾，扭曲了市場價值，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更極大的助長了權力尋租。中國藥費占醫院收入比例超50%！
最后說醫藥體制，其實就是個倒霉蛋！說它是倒霉蛋，是嚴格意義上來說，它是被人“栽贓”的，是人為的引導到“醫藥體制改革重點是要降低藥價來解決看病貴”這個“偽問題”。說它是“偽問題”，不是說控制藥品價格完全不是個問題，而是它在現階段根本就是次要矛盾。有人說，有些發達國家的藥品價格也是管制的。確實，歐美國家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各有不同，價格不管制的代表是美國，價格管制的代表是法國、加拿大，間接管制的代表是英德。雖然是否價格管制各有不同，但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藥品銷售占醫院收入的比例只有約12%-15%。醫院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優質的服務、良好的管理來取得，而不是像中國依靠壟斷地位賣藥來獲得。歐美國家也有例外，就是對藥品價格管制最嚴格之一的法國，由于嚴格的藥價管制，他的平均藥價是整個歐洲最低的，但藥費占比卻高達17%。宋中清醫療糾紛律師團隊『醫療事故相關安全事件公力追責合法性可行性調研』
而中國，藥費占比超過50%，還未包括近年來越來越高、接近30%的檢查費占比。這些都說明，醫療體制的矛盾是醫改的核心矛盾。其他一切關于藥品、價格的問題，都是次要矛盾，都是醫療體制矛盾帶來的“果”，而不是“因”。不在“因”上解決問題，只想在“果”上做文章，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這些年來，無論發改委怎樣通過集中采購招標、行政命令降低藥品價格，無論公檢法怎樣抓行賄受賄，無論媒體怎樣宣傳醫德批判失德，無論工商稅務如何檢查，無論行業內如何揭露內幕，那一份份的文件：《規范xx的xx制度、xx通知、xx辦法》、《進一步規范xx的xx制度、xx通知、xx辦法》，最后效果如何？有目共睹。
這大約就是這次GSK事件的最大象征意義：都是白忙活！只能拉更多人下水。舍本逐末的醫改，社會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解決醫改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打破資源壟斷那究竟是誰“栽贓”給醫藥體制這個“偽問題”呢？他們就是這場持續了十幾年“舍本逐末”的醫改游戲的導演----既得利益集團。
正如湖北省食藥監局副局長李漢卿說的，真正醫改的最大阻力“來自有關政府部門，因為現行的加價率管制和集中招標政策是一個典型的‘讓企業圍繞著政府轉’的政策組合，使得權力的含金量極高，許多人因此成為既得利益者，這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關于這一點，無論是湖南省食藥監局、發改委、衛生廳的窩案，還是這次GSK的受賄名單都是李局長這個判斷的注腳。事實上，在很多人大談安徽模式還是廣東模式利弊分析的時候，本文沒有想去討論任何藥品集中采購招標的問題，也是因為無論哪種模式，都只是利益分配問題，而不能解決任何醫改問題。
也因此，所以希望通過醫藥體制改革來解決醫療體制沉疴的努力，要不是無知，要不就是作秀來維護自己的不當既得利益。類似于各種模式的招標、零差價、兩票制、價格調查等等。解決醫改的問題，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政府改變壟斷資源配置權力的思維模式，而且，不僅僅在醫療領域。改革，用汪洋副總理的一句話來說：只有拿出“革自己的命的決心和勇氣”，才能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解決公共權力不恰當干預資源配置的問題。只有往這個方向努力，藥品價格問題才變得不是什么問題，醫院和醫生才能消除逐利沖動，賄賂在交易中的副作用才會超過正面作用而被邊緣化，招投標的主體才不致錯位從而真正發揮這一制度的作用，醫療行業才能吸引更多資金和人才，價廉物美的藥品才不會被擠出市場，藥品企業才能把更多資源投入到研發和高質量，政府也會回歸到服務、監督的本質而不是審批，沒有尋租的權力自然沒有權力尋租的成本。
醫改的深水區，是體制改革。不能再誤導民眾了，我們期待著這一步
新聞中心-中國網 news.china.com.cn 時間： 2012-03-06 發表評論>>
人物簡介：鄭功成，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觀點：鄭功成認為，現在醫改進入了深水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公立醫院改革、醫藥流通改革、醫保改革等無一例外地更加復雜，也更加艱難，因為它牽涉到了部門利益、傳統體制和機制。最大的阻力源于莫過于制度分割、部門分割，部門利益是最大的阻礙因素。
部門利益是醫改最大阻礙
記者：三年新醫改，中央下了大力氣，成績斐然，遺留問題亦有。您怎么評價三年醫改？
鄭功成：必須充分肯定三年醫改所取得的巨大成效，這就是醫療保險制度接近覆蓋全民和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待遇持續提高的事實，近三年間，國家投入醫改的資金早已超過2009年計劃的8500億元。所以，我們要有信心，假日時日，疾病就不再是我們憂慮的東西。
當然，已經取得的醫改成就還只是階段性的，因為它離真正解除人民的疾病后顧之憂和公正地賦予全體人民平等的醫療保障權益還存在著很大距離。因此，深化醫改依然迫在眉睫，并且因步入深水區而任務繁重。
所謂醫改深水區，就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公立醫院改革、醫藥流通領域改革、醫療保障制度整合以及醫療保障經辦機制改革，這些改革無一例外地要較前一個時期以推進醫療保險覆蓋面要更加復雜，也更加艱難，因為它事實上牽涉到了部門利益及傳統體制、機制。
記者：雖然醫保覆蓋率達到95%以上，但省際之間、城鄉之間差別依然很大，很多外出打工者，是兩頭都享受不到保障。解決碎片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鄭功成：最大的阻力源于莫過于制度分割、部門分割，部門利益是最大的阻礙因素。目前，城鄉分割、群體分割、管理與經辦分割是我國醫保制度“碎片化”的基本表現。
我國目前負責城鎮人口醫療保險的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農村居民醫療保障的是衛生部門，在目前的戶籍制度下，農民工仍不具市民身份，但農村居民身份決定了其可以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其在城務工的身份又可以參與職工醫療保險。
雖然農民工可以參保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因在城鎮務工卻難以享受到合作醫療的待遇；而在城鎮務工過程中，因用人單位或雇主不愿為其投保，導致許多農民工并未參與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因此，這一部分人從參保數來看，他們確實參加了，但從醫療待遇來看，卻無法得到落實。
記者：顯然，解決“碎片化”，是今后醫改的重點之一。那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改革？
鄭功成：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快基本醫療保障城鄉統籌步伐，即盡快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新農合并軌為統一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條件成熟后再與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并軌為一元化的全民醫療保險。同時，提高基本醫保的統籌層次，基本實現省級統籌，
同時，將所有參保人的醫療保險納入社會保險大系統，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統一實施監督管理，并盡快統一城鄉分割的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人獲得平等的醫療保障權益，才能杜絕因部門分割、經辦分割導致的重復參保、資源浪費以及一系列不良的后遺癥。
現在有多個部門都在同時是監管機構，一定會導致部門的分割，一定會導致政策的分割，政策的分割必定會導致能力的分割。
公立醫院改革是落實全民醫保權益的前提
記者：錢在公立醫院改革方面，是最關鍵的一個因素。很多地方停滯不前的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的錢太少。今后幾年，政府投入是否會有較大程度增加？
鄭功成：醫改中某些領域與某些地方改革滯后，與投入不足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如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障待遇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補償還不足等，因此，今后幾年肯定會進一步提高對醫療衛生與醫療保障的公共投入。
但目前主要還是體制與機制問題。實踐證明，沒有一個成熟的、公益的醫療服務系統，即使醫療保障水平再高也會損害參保人的利益，導致醫療保險基金與公共衛生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推進公立醫院改革已經成為落實城鄉居民醫療保障權益的前提條件，特別是縣級醫院改革應當加快。政府有責任科學規劃醫院服務機構的布局、真正培育與促進社會或私人醫療系統的健康發展，最終讓全體人民獲得滿意的醫療保障服務。
記者：2010年，城鄉居民個人支付比例從原來的60%降到35.5%，這確實減輕了很多人的看病負擔。十二五期間，個人支付比例是否還有下降空間？歐洲多數國家，居民自費只占衛生總支出的不到23%。
鄭功成：從實踐來看，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籌資水平與保障水平較高，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新農合的籌資水平與保障水平偏低，還有部分退休人員因醫療費用支出偏高而感到保障水平不足。而且在比例報銷制下的居民疾病醫療負擔仍然偏高，保障范圍外的醫藥價格還在持續上升。
提高城鄉居民的疾病醫療實際補償水平，需要從三個方面同時發力：一是繼續提高醫療保險的報銷范圍與比例，如將門診納入統籌范圍，繼續提高報銷比例；二是一定要控制醫藥價格，藥價虛高帶來的巨大浪費必須得到抑制，必須讓醫藥價格回歸到正常，否則，國家投入再多也無法真正惠及城鄉居民身上；三是針對大病、老年病、慢性病等還需要采取特殊政策，以切實減輕患者負擔。
進一步降低個人在疾病醫療過程中的支付比例無疑是下一步醫改應當追求的目標。在我們完成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報告《醫療保障卷》中，提出的目標是個人自付比例應當控制在20%以內，這樣才能真正切斷貧病之間的鏈條，才能真正讓全體人民在疾病醫療方面免除后顧之憂。
醫保基金過多結余意味著無效或低效
記者：“全民醫保”是醫改目標之一，如果13億人口人人享受醫療基本保險，全國醫保的籌資規模總計將達到萬億元作于。如何物盡其用？現狀是，每年醫保金有數十億結余。
鄭功成：我不贊同醫療保險基金結余過多，結余過多意味著這筆基金的無效或者低效。
理論上，這樣巨大規模的醫療保險基金是能夠較好地解決城鄉居民的疾病醫療問題的，但目前一方面是醫療過程中的浪費驚人，另一方面亦存在著偏高的積累，從而實質上降低了參保人的醫療保障待遇。
因此，在繼續擴大醫療保險籌資規模的同時，還必須杜絕浪費，降低結余，以追求年度基金收支平衡為基本原則，促使參保人醫療費用的補償水平得到提高。
記者：現在有些地方存在“騙保”現象，如醫保卡可用于購買生活用品、有些鄉鎮衛生院制造“掛床”現象套取新農合資金等，如何做到有效監管？
鄭功成：我在調查中也了解到有各種“騙保”現象，它是對醫保基金的非法侵蝕，是這一制度運行中必須盡快根治的“惡疾”和“毒瘤”。
對這種現象需要綜合治理：一是強化醫保監管的作用，“騙保”現象的多寡及其治理成效應當成為考核醫保監管機構政績的核心指標。二是嚴格醫療機構和藥店定點資質管理，完善準入和退出機制，及時取消違規機構的定點資格，盡快樹立定點機構的職業誠信。三是完善醫保信息系統，參保人醫保卡中的信息應當成為檢驗定點機構與參保人誠信的基本依據，對一些“騙保”行為是可能通過技術監控避免的，這方面臺灣的經驗非常值得借鑒。四是應當改變司法不介入的軟弱現象，確立相應的司法制約措施。
記者：目前，所有的醫改方案都是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一個政策性文件下發的，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法律。今后，是否會對此進行立法？
鄭功成：肯定會通過立法定下來的，這也是大家的共識，不會再等多少年。（整理肖冰）
頑固堅持壟斷式買賣，大搞經濟創收，為少數掌權人謀利，全然不顧國家人民利益。醫改以來，玩弄空洞口號，不痛不癢，小打小鬧，不抓根本，拖延時日，欺騙百姓，豈有此理！
作者：陳奇銳來源：醫學界網站時間：2013-9-27編輯：焦巨
導語：劉國恩是誰？他是《醫學界》評選的“2012中國醫界十大焦點人物”之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被譽為中國醫改智囊中的市場派旗手。
標簽：劉國恩 成都醫改 市場化
劉國恩是誰？他是《醫學界》評選的“2012中國醫界十大焦點人物”之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被譽為中國醫改智囊中的市場派旗手。
早就想采訪劉教授了，去年我們評選2012年中國醫界十大焦點人物，劉國恩教授入選。當時他參與的成都醫改，引起大家廣泛關注。這次李克強總理提出了發展健康產業的國四條，提出放寬醫療市場準入、平等對待社會資本辦醫等重要政策，《醫學界》8月刊做了專題報道，現在正是采訪他的好時候。
這次和他約好，我又臨時約了《財新新世紀》周刊的綜合新聞部副主任任波老師一起去見他。到了北大才知道他已換了單位，從服務十年的光華管理學院調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所屬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穿過未名湖畔的小路，在參天古木和紅墻灰頂的清代園林建筑中，來到國發院的小院兒，進門過兩進院落，才來到他的位于一個大殿正中間的辦公室前，這個房間的位置也許說明他在學界的地位。
劉教授個子不高，身體壯碩，濃眉黑發，聲音雄厚，說話時顯得非常坦誠和快活，看得出是個精力旺盛的人。在此期間，還碰到了一個北大校友，拿著自己和李克強總理在1980年代在學生會中的合影，讓我們找哪個是李總理。皇家園林里的辦公室、李克強的合影，好吧，這就是北大了！
劉教授首先感謝《醫學界》將他選入“2012中國醫界十大焦點人物”。他說當時北大同事都很高興，他自己并不了解《醫學界》，但看了入選的其他人物，覺得還是相當客觀的。
我們對劉教授的溝通大致分為以下幾個問題。
為什么選擇攻讀衛生經濟學
劉國恩教授說他文革時在農村當過赤腳醫生，一直有當醫生的夢想，高考時雖然報考了醫學，但作為縣里的高考狀元，卻因為至今不明的原因沒有被錄取。后來到美國讀經濟學博士，就選擇了衛生經濟學，師從美國衛生經濟學之父GROSSMAN教授，（他是GROSSMAN 教授的第一個大陸博士研究生，也是大陸第一個接受系統西方經濟學訓練的衛生經濟學博士）。讀書時，衛生經濟學并非顯學，但1992年克林頓當選總統，要搞醫改，衛生經濟學頓時大熱，此后一直到現在，衛生經濟學在美國都是經濟學中備受關注的學科了。
因為衛生經濟學大熱，1994年他在哈佛完成衛生經濟學博士后研究后，很快執教美國南加州大學，后來成為北卡大學終身教授。
為什么回國
2002年北大光華請他回國，創立光華學院的衛生經濟學學科，不過當時是兼職的，到了2005年，張維迎院長幾次請他回來，他最終決定辭掉北卡大學的終身教職回國，原因是：“在全球都找不到比中國更大的改革試驗場，找不到比中國更好的發展機會和創業地點。”作為學者，他在美國是純粹的學者，很難直接影響政策，但在中國可以更好的實踐自己的認識和學說。
回國后干了些什么
2006年全職回國后，他就成為國務院醫改專家小組的成員，當時專家小組還很松散，人也不多，有事了找大家開個會；2009年以后新醫改加速，國務院組建了國家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36人），他順利入選第一屆委員。他自己認為，自己主要干了兩個事情：
1.推動社會資本辦醫，開放醫療市場；
2.推動醫生多點執業。
他認為中國的公立醫院太多太大，門診比重更大，核心是基層醫生不行，只有讓醫生自由執業，才能解決基層缺好醫生的問題。2011年他作為國務院醫改咨詢委員會成員，接受了兩個重要課題，一個是分級診療，一個是多點執業，這些工作都當面向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做過匯報，但政府聽了多少，采納了多少，則就不清楚了。
談到最近收到各界關注的深圳市“多點自由執業”試點，他贊不絕口，說醫生多點執業，他從2005年2006年就一直在推廣這個理念，當時反對的聲音就很大，理想的情況是直接自由執業，但比較現實的圓融手段就是不提“自由”，而是改成“多點執業”，后來就被認可了。現在深圳在“多點執業”中插入“自由”，可見漸進的方向，可見深圳有關方面的政治智慧。（這時候任波老師介紹了《財新》做深圳多點自由執業相關獨家稿件時了解的情況，深圳市愿意試點，廣東省衛生廳支持，但國家衛計委內部有反對的聲音。而《財新》了解的情況，李斌主任還是支持“多點自由執業”改革的。）
關于成都醫改
成都原市委書記李春城搞了不少改革，其中包括醫改，根據中央政府的醫改架構，成都市也組建了政府醫改領導小組和醫改專家組，并請他擔任其專家組組長。鑒于自己提出的若干醫改建議很難在全國層面實踐，也希望做個醫改試點，所以他欣然同意了擔任成都市政府醫改專家小組組長，完全利用自己業余時間參與該項工作。關于成都醫改，其最大亮點就是在全國率先推進了相當徹底的公立醫院管辦分離，雖然各方阻力很大，成都醫改領導小組頂著很大壓力推進了這個工作。可惜，后來因為各種原因包括領導更換，相關機構隨之變化，很多部門形同虛設，工作進程減緩，甚至停頓，醫改方向也發生變化，劉教授自然也就沒有興趣和動力如前一樣顧及成都醫改了。
怎么看醫改成就？
劉教授認為，新醫改有五個重點改革，
1.醫保，這個是增量改革，本身沒有太大難度，大家都認同有顯著成就；
2.推進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也是增量改革，但目前缺乏對均等化程度的評估；
3.加強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硬件上投資很大，確有提升，但關鍵的是人力軟件問題，仍然缺少合格、優秀醫生，改進甚少；
4.基藥制度。他認為衛生部和人保部存在制度重疊和矛盾，責權交叉，難以獲得理想效果；
5.公立醫院改革。他認為所謂改革，就必須要試點，而真正的試點就必須有比較方案，特別是非常不同的方案，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有進步，才知道方案好壞。而現在政府搞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只有一套方案，雖然叫作“試點”，實質則是“試行”，又沒有對比方案試點，沒法知道改革的優劣、好壞。
目前醫改情況，是否達到了回國時的期望
劉教授說，他不為將來的事情進行預測。從2003年回北大任教，在醫改問題進程上他沒有設過期望值，因為他認為未來的狀態是動態的，是決定于很多因素，包括大家今天的行動。因此，他只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自己認為可能促進中國醫療事業發展的事情，同時去傳播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影響更多人的行為。作為學者，其主要職責是提科學建議，改革決策是政府部門干的事。
對于中國醫改未來前景的看法
對于醫改的現狀，他覺得雖不很理想，但在預料之中。現在李克強總理推行新經濟改革，其主要目標是要解決這兩大主要問題：
1.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在經濟活動中干預過多過大，壟斷了過多的資源和機會，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政府主導的投資過大，一方面降低了投資效率，浪費資源；同時又擠占、制約了居民個人的發展機會和收入增長，影響了居民內需。
和中國經濟問題一樣，醫療市場的主要問題也是以上兩大結構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很強，未來醫療改革的進程，在相當程度上要看李克強總理新經濟改革的進展了。
和劉教授的專訪做了1個小時稍多，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涉及。讓奇銳感受最深的是，他說：“回國以來，我所獲得的認同、肯定和影響，遠超過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所以一直心存幸運和感激。”
“作為學者，我只是在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從事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我只能努力去做研究和建議，但改革決策要政府下決心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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