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一再強調官僚主義的發展消除了人類的易犯錯誤性：

“它的（官僚主義的）特別的本質，受資本主義的歡迎，官僚主義越是非人性化，它就發展得越完美，并越能消除官方交易，愛、恨和所有不能計算的完全人性的，不理智的和情感的因素方面成功。”（Weber，1948：215-6）

從中不難看出，韋伯的規則和程序的標準化以及所有成員都遵守規則和程序的觀點，同泰勒提倡的生產技術的標準化相對應，與法約爾所描述的管理原則相接近。之不過，泰勒重點放在了生產任務層面，法約爾放在了組織管理層面，而韋伯把組織放在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把組織要完成的詳細任務和管理組織的一般原則結合了起來。

其實這三種不同的方法雖然有所不同，但其實質都是相通的、互補的：他們就是要設計一個理性的科學實體，尋找“一個最好的方法”，以一致的、標準化的和持續的管理制度來管理企業，以實現組織的效率。古典組織方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使管理者計劃和實行變革的權力合法化，認為管理者是惟一能夠科學合理的采取最正確和最有效的“權威”。

由于他們工作所處的西方大工業化變革的背景相似，所以他們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共同的前提與假設，以及一些共同的目的和特點。它們有三個共同的假設：

l        人是經濟人：人們完全是受金錢驅動工作的；

l        組織是理性的實體：持續有效地取得理性目標的集體；

l        組織設計是一門科學：工作設計的最佳方法是建立在勞動力的水平和垂直分工基礎上的，組織被看作是潤滑良好的機器，一旦開動起來，就會堅持不斷并高效率地尋找和達到預先選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