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管理一定要對人性有真正的認識。人性在西方叫心理，西方的心理分析在中國就叫人性分析。在中國歷史上，你會發現，凡是做事成功的人，他首先對人性特別理解。開國皇帝都是把人性讀懂的人。人性是排斥德性的，懂人性的人一般德性不好。大家看看歷代皇帝的所作所為就知道，做皇帝的人一般德性不行。做大事的人懂得人性以后，他就會利用人性辦事。德性實際上是約束人性的，要求符合道德規范。所以，君子很多時候是不能做生意的。
有人會說，我是儒商，我能不能在人性和德性之間找到平衡?記住，只有成功了以后才能找到平衡。在事業的起步階段，你的資源是不夠用的。實際上，一個企業發展的過程就是掠奪其他人資源的過程。有個說法叫“一將功成萬骨枯”，意思是說，一個大將的成功是靠很多人的尸體堆起來的。經商成功是靠什么?靠積攢小利。人在事業發展早期的心理狀態和人成功之后的心理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每一種生活狀態背后都有相應的心理狀態作支撐。
我把人性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對大的社會層面的理解，一個是對老百姓，對生活層面的理解。
在中國社會，像讀書取仕的人唯一目的就是爭取位置，活動權力。我們中國的文化有兩種作用，第一種作用是附庸風雅。為什么過去做官的人喜歡寫詩?因為文人做官以后經常聚會，聚會不能談政治，談政治會有風險;不能談兩性關系，談兩性顯得你品位不高。所以他們在一起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寫詩，靠寫詩來抒發自己的情懷。某些官員自身沒文化，就結交、豢養一批文化人裝點門面。李白這種人的出現，其實就是權力階層另外一種形式的演習。為什么李白做不了官呢?因為當權者給他的定位不是一個文人，而是一個用詩歌來發泄情緒的戲子，他在政界是沒有地位的。
文化在中國的第二個作用是什么?是獲取權力的一種工具。在中國讀大學為了學知識、找工作僅僅是表面，更多是為了獲得一種身份，然后為獲取權力做準備。在獲得某些政治資源的時候，身份特別重要。北大、清華畢業的身份用來獲得政治資源比較便捷，做公務員比較好，但是這個身份用來經商不行，因為經商有時候要看資本。像丁磊、馬化騰、張朝陽這種，半商半官是比較明智的。張朝陽是搜狐的老板，同時他是清華畢業的，實際上他可以用這個身份來區別于其他的創業者。
其實讀書的真正目的應該是什么呢?是提高素質，修煉人性。朱熹講過，人的最高境界是人要有惻隱之心。做人特別成功的人，在早期經商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中國有個成語叫不擇手段，就是在企業發展的早期你過分強調慈善，強調道德，對做企業是不利的。這不是一種商業文化。所以，我們做企業經常會有很多矛盾心理。有矛盾心理，意味著有兩種文化在沖突，有兩種文化在制約著你。為什么很多中國早期發財的人讀書都不多?因為念書不多，原有的文化約束不了他。
當你缺少某種身份的時候，你的努力是沒用的。在中國傳統的社會里面，人只有兩種出路，一種是獲得權力，一種是為權力奮斗。
陳志武寫了一本書，寫為什么中國人勤勞但不富有。其中第一個原因是什么?就是咱們中國凡是獲得大權力的、大資源的人都是通過權力，比如和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從管理學的角度講，僅靠勤勞是很難取得大成功的，因為勤勞主要是開發自身的資源。
中國社會發展的問題主要是土地回歸農民。過去尊重個人的權力，其實權力的最大作用是什么?是取得資源。古代的縣官叫父母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你的父母，你的東西我可以隨便掠奪。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他是通過權力來奪取資源，他不一定是受賄，可以直接巧取豪奪。
大資本和權力結合是不需要文化的。比如，有一塊地，價值非常大，這個時候有兩種方法拿到它，一種是通過關系拿到它，一種是用很多錢買到它，在這種情況下技術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在房地產特別發達的時候，你想叫房地產老板來讀書是沒用的。房地產老板來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
我有一個培訓課，原本有四位副省級的領導報了名，但是到最后又說不來了。于是我的助理就給其中一個學員打電話，問他能不能來聽聽課，他說沒時間。后來我的助理說明天的課會有幾個部級領導出現，會有幾個司長出現。隨后，那個學員馬上打電話來說他有時間。所以來不來聽課和時間沒有任何關系，和人有關，它反映的就是一種商業的人性。
所以，如果你想追求財富，你首先得接受商業文化。據說，萬達集團的董事長王健林有一個座右銘：膽子大，臉皮厚，不見黃河不死心，不撞南墻不回頭。前面兩個是心理問題，是人性，就是經商應該具備什么人性;后面兩個是做事的意志力，是一種做事的作風。
總結：真正經商要懂得商業文化，更需要修煉人性。
以上內容摘自李江濤教授叢書《大時代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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