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國時期以法治為思想核心的重要學派。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春秋時的子產,實際創始者是戰國前期的李悝(約前 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戰國末期的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法家不是法學家而是政治家
從春秋的奴隸社會向戰國的封建社會轉型中,國家的管理機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春秋的典型模式是禮和刑的簡單結合)各國領導人都想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中保存自己的國家,強大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強化國家的統治,就需要中央集權。
面對這樣的形勢,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圖解決君王的各種問題,可是都過于理想化,不切合實際。各國君王愛聽的不是怎樣謀求民眾的安居樂業,而是如何解決當前的嚴峻的國際形勢。
就這樣,一班“方術之士”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有一些人為他們鼓吹的統治方略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構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張。有一種對法家的誤解,認為他們主張法學,其實,法家主張組織領導極權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法家本身更傾向于是政客而不是法學家。
二、法家的“法、術、勢”三派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注:并不是完全獨立,而是有所偏重。)
一派以慎到為首,強調勢治,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以勢為行法的保障,認為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治,所謂術即辦事和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治,即法律與規章制度。
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對今天的企業管理者值得借鑒的是:強勢、定法、用術。
三、法家的管理基礎理論
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為什么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法家的管理本質上分為兩步:其一為“制定法律”,其二為“循名而責實”。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其二的關鍵就是用術來約束人,用勢來獎懲人。這有點象現在的崗位責任制,先把崗位的責任明確出來,按照崗位責任的完成情況來確定賞和罰。
四、法家的法制絕對性
法家主張法制的絕對性而忽視道德的引導和建設。與現在企業管理關聯的觀點則是“主張徹底制度化的去解決問題,忽視人的差異性和思想空間需求”。
它的弊端是:1、滯后性。一般來講總是會因事而有法。2、不完整性。不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3、對立性。把事情的對錯絕對化,放棄了緩沖空間,從而易導致對立性。
五、法家的強國弱民
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韓非甚至認為,應當讓人民經常處于饑寒而求食不能的狀態,只有仰仗國家祿賞才能存活,才能保證人民順從國家的法令。
這一點也是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有廣泛的研究意義的:
1、上游與下游之間的管理是不是存在弱化呢?
2、公司與員工之間的管理是不是存在弱化呢?
我們到底應該實施弱化理論來求穩定呢,還是實施雙強戰略來求穩定和發展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絕對的弱化到最后肯定會激化矛盾,也將不利于自我的強化!
六、法家的嚴法究心
《商君書.開塞》說:“刑加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兩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
法家將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為的罪犯等同起來,給予同樣的刑罰,這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理是極不相符的。 法家的嚴法必究心,說到底就是認為缺乏道德的人必然會出事情;在你還沒出事情之前,不管你是否已有犯罪事實,立即干掉你。雖然有違法制的法不誅心的公平性,但在現在管理中卻有著實實在在的意義,至少有很多人是推崇的。
用現在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她一定要愿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補充:在法家思想里 世界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帝王的國家 世界的太平就必須要靠帝王的權威統治與法律的普遍奉行 才能可大可遠。這種強悍的世界觀點 在理論預設方面 則有其承襲自道家對"道"的理性思考 認為自然界與人沒有親疏關系 只有其無意志的自然法則 而人也不能改變任何天道運行的規律 因此試圖以天道影響人事的一切作為都是迷信 都是應該被打倒的對象 只有靠人為自身的努力才有可能發展人類福祉。這種素樸的宇宙自然觀 為其重視現實的統治者之權威與利益的君主專制言論 塑造了良好的理論基石。
由于法家對于人性的看法是承襲荀子的性惡論 并且從經驗層面觀察人性的生理需求和實際行為 主張人性普遍好利惡害 貪婪自私 完全不能期望以禮樂化之 只有依靠法治統治才能禁民為非。因此 帝王君主的角色 即在于善用其本身的權勢與法術 治理國家;而百姓個人的生存發展與創造自由 只有在整體國家的利益考慮下 才談得上真自由與真利益,成為重要哲學家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