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國時期以法治為思想核心的重要學派。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春秋時的子產，實際創始者是戰國前期的李悝(約前 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戰國末期的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法家不是法學家而是政治家

    從春秋的奴隸社會向戰國的封建社會轉型中，國家的管理機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春秋的典型模式是禮和刑的簡單結合）各國領導人都想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中保存自己的國家，強大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強化國家的統治，就需要中央集權。

    面對這樣的形勢，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圖解決君王的各種問題，可是都過于理想化，不切合實際。各國君王愛聽的不是怎樣謀求民眾的安居樂業，而是如何解決當前的嚴峻的國際形勢。

    就這樣，一班“方術之士”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有一些人為他們鼓吹的統治方略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構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張。有一種對法家的誤解，認為他們主張法學，其實，法家主張組織領導極權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法家本身更傾向于是政客而不是法學家。

二、法家的“法、術、勢”三派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注：并不是完全獨立，而是有所偏重。）

    一派以慎到為首，強調勢治，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以勢為行法的保障，認為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治，所謂術即辦事和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治，即法律與規章制度。

    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對今天的企業管理者值得借鑒的是：強勢、定法、用術。

三、法家的管理基礎理論

    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為什么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法家的管理本質上分為兩步：其一為“制定法律”，其二為“循名而責實”。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其二的關鍵就是用術來約束人，用勢來獎懲人。這有點象現在的崗位責任制，先把崗位的責任明確出來，按照崗位責任的完成情況來確定賞和罰。

四、法家的法制絕對性

    法家主張法制的絕對性而忽視道德的引導和建設。與現在企業管理關聯的觀點則是“主張徹底制度化的去解決問題，忽視人的差異性和思想空間需求”。

    它的弊端是：1、滯后性。一般來講總是會因事而有法。2、不完整性。不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3、對立性。把事情的對錯絕對化，放棄了緩沖空間，從而易導致對立性。

五、法家的強國弱民

    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韓非甚至認為，應當讓人民經常處于饑寒而求食不能的狀態，只有仰仗國家祿賞才能存活，才能保證人民順從國家的法令。

    這一點也是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有廣泛的研究意義的：

    1、上游與下游之間的管理是不是存在弱化呢？

    2、公司與員工之間的管理是不是存在弱化呢？

    我們到底應該實施弱化理論來求穩定呢，還是實施雙強戰略來求穩定和發展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絕對的弱化到最后肯定會激化矛盾，也將不利于自我的強化！

六、法家的嚴法究心

    《商君書．開塞》說：“刑加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兩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

    法家將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為的罪犯等同起來，給予同樣的刑罰，這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理是極不相符的。    法家的嚴法必究心，說到底就是認為缺乏道德的人必然會出事情；在你還沒出事情之前，不管你是否已有犯罪事實，立即干掉你。雖然有違法制的法不誅心的公平性，但在現在管理中卻有著實實在在的意義，至少有很多人是推崇的。

    用現在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她一定要愿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補充：在法家思想里　世界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帝王的國家　世界的太平就必須要靠帝王的權威統治與法律的普遍奉行　才能可大可遠。這種強悍的世界觀點　在理論預設方面　則有其承襲自道家對"道"的理性思考　認為自然界與人沒有親疏關系　只有其無意志的自然法則　而人也不能改變任何天道運行的規律　因此試圖以天道影響人事的一切作為都是迷信　都是應該被打倒的對象　只有靠人為自身的努力才有可能發展人類福祉。這種素樸的宇宙自然觀　為其重視現實的統治者之權威與利益的君主專制言論　塑造了良好的理論基石。
由于法家對于人性的看法是承襲荀子的性惡論　并且從經驗層面觀察人性的生理需求和實際行為　主張人性普遍好利惡害　貪婪自私　完全不能期望以禮樂化之　只有依靠法治統治才能禁民為非。因此　帝王君主的角色　即在于善用其本身的權勢與法術　治理國家；而百姓個人的生存發展與創造自由　只有在整體國家的利益考慮下　才談得上真自由與真利益,成為重要哲學家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