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毛澤東、周恩來是最具個人魅力的兩位政治家。
在性格特征上，毛澤東勁直尚氣，舉重若輕；周恩來精細雅致，舉輕若重。在相互關系上，他們的合作長達近半個世紀，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個奇跡。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習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們的政治風格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
崇尚斗爭和挑戰，是毛澤東人生觀和思維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毛澤東的生活經歷來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從與父親的沖突中所得來的啟示，無疑是形成這一人生觀念和思維方法的最初文化積淀。
在青年求學期間，中西方文化中有關提倡“斗爭”的文化資源又為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后援。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問題作過專門闡述。他認為，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斥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他還根據列寧所說的“相對的東西里面有著絕對的東西”的論述作了如下發揮：“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斗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絕對謂占統治地位。”“統一即事物的暫時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暫時是絕對的，在永久是相對的。”毛澤東將這些理論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相結合，對國共兩黨在抗日這一共同點上的統一性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運用以斗爭求團結這一逆向思維方法，維護了矛盾同一性的暫時絕對性和安定性。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未能將“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斗爭是相對的”這一比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堅持下來。相反在1957年后還逐步地把斗爭推向極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設置對立面”的命題。會議期間，他多次講到：設置對立面很重要。對立面是客觀存在的。所謂對立面，是要客觀上存在的東西才能設置起來，客觀上不存在的東西是設置不了的。
周恩來出身在一個衰敗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學傳統構成這個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圍，加之他自幼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計，備嘗艱辛，所以形成了那種偏重于在動亂中求安定、在紛爭中求和諧、在屈辱中求忍讓、在對立中求統一的“異中求同”的思想方法。這在他于南開中學寫的兩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頭一篇題為《子輿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說孰是，能折衷言之歟》。周恩來的觀點是：“若夫中國之今日，財盡矣，德衰矣，司農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喪之慨，言利則德不足以副之，言義則民窮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說而法之，不足圖根本之補救。民德民生，雙峰并峙，兩利皆舉。”另一篇的題目是《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誰都清楚，老子哲學和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兩種反差極大的哲學理論，但周恩來找到了兩者之間的共同性。他寫道：“惜老氏主退讓，赫氏主競爭，二氏之說，容有不客一致者。語云：冰炭不同爐，二氏殆無類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這樣的文化積淀和思維方式，成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個重要特點。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毛澤東、周恩來都兼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想風格，但比較而言，毛澤東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熱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為核心的理想社會模式，其執著和堅毅構成他偉人品格的一個要素。
而周恩來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注重實際、審慎務實是他一貫的特點。
毫無疑問，周恩來也是為實現平等和公正的遠景目標而奮斗的，但他把這一目標的實現視為一個艱難締造、循序漸進的過程。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便深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1917年，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不僅如此，他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相結合，決心與志同道合者在長沙岳麓山建設一個“新村”給世人提供一個理想社會的藍本。盡管這種“新村模式”在當時并未訴諸試驗，但卻在毛澤東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學的依據。延安時期，他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成功地達成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光明前景的無限向往和堅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喚起他們改造現實的熱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要依賴于主客觀條件的成熟，“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激情逐漸蓋過了對客觀現實的冷靜分析。從1955年起，他開始以高強急迫的姿態推動社會轉型的步伐，結果發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對秘書田家英說：我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么高興。到了1955年，當我看到那么多農民參加了農業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開始高興了。
與毛澤東相比，周恩來是“建筑師”而不是“詩人”。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他都沒有過激的理想主義的沖動。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富于遠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個相當務實的人，善于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并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穩健地推動歷史的進程。在中共黨內，周恩來第一個提出了“左”傾并不比右傾好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已有革命高潮，但還不是直接革命形勢，反對李立三關于布置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武裝暴動的主張。后來，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日本學者認為，改變中國共產黨命運的歷史轉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周恩來在處理這一復雜政治問題時表現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斷力以及靈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現實主義的處置方法，才使中共開始從此步入坦途。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又一次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我黨歷史上右傾錯誤時間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在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周恩來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綱領，他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口頭上天天喊社會主義并不能實現社會主義。過去立三路線就是這樣，說打下武漢，就是社會主義的開始，結果不但社會主義沒有到來，還給黨的事業造成很大損失。”周恩來在這里強調對《共同綱領》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可見他是相當注重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務中，周恩來也一貫保持著他的現實主義精神，1969年，中蘇之間爆發了嚴重的邊境沖突。加之中、蘇之間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唇舌之爭，兩國大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緊要關頭，周恩來在北京機場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緊急會晤。他指出：中蘇之間的爭論不妨礙兩個國家關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議應首先采取臨時措施使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避免武裝沖突。這一務實性的冷處理得到了蘇方的明確肯定，迅速緩解了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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