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許多國家的軍隊將領在帶兵中都注意對士卒進行“教誨”、“勸誡”，反對“不教而誅”。解放軍自創建以來，更把堅持思想教育、強調以理帶兵作為軍隊管理的一項基本原則。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后，紅軍為了組成抗日聯盟，接受了蔣介石苛刻的條件：“改名”和“改著裝”。許多戰士不能接受這一現實。因為這顆五角星，伴隨他們經過了多少生死之戰，消滅了多少國民黨軍隊，又有多少戰友為了紅五星而壯烈犧牲。如今卻要他們摘下紅五星，換上國民黨軍隊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實在想不通！
面對官兵們的一肚子委屈，朱德、賀龍、劉伯承、羅榮桓等高級將領帶頭做干部、戰士的思想工作。賀龍在一二○師誓師大會上說：“現在國難當頭，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愿帶頭穿國民政府發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國民黨部隊統一番號。這樣，看起來我們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如果沒有將領們的從大局出發，既為戰士們做出榜樣又深入細致地做思想工作，即使改編成功，但也不能讓戰士們從思想上想通，那么，對抗日的局勢的消極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帶兵就是管理，管理這個詞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管束”，二是“講理”。“管束”，是讓士兵知道“應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講理”，是讓士兵知道“為什么應該那么做”和“為什么不該那么做”。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相互為用，才能充分發揮管理工作的最大效能。
管理工作的主要對象是人，管理的約束力和強制作用，必須通過人的思想認識和自覺行動才能奏效。因此，從古至今的著名軍事將領，都把“教化在先”作為治軍之道。兩千多年前的名將孫武就主張把“管束”與“講理”結合起來管理軍隊，他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意思是說：用政治道義教育士卒，用軍法軍紀統一步調，這樣就必定勝利。
就算像拿破侖那樣慣于獨斷專行的軍事統帥，在下達命令時，也要詳細解釋他命令的意圖，以此來增強他的指揮權力。可見，注重思想溝通、堅持以理服人是古今中外名將治軍帶兵的共同經驗。
一切管理活動都是人的活動，一切管理效能都要通過人的活動才能達到。因此，企業家帶兵也是一樣，首先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講通道理，理通了思想才通，打通了思想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才會有自覺的行動。只有讓職工明白工作的目的與意義，職工才會真正地服從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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