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些發生在巴黎左岸的知識分子們的故事，關于一些人與一個黨之間的故事。
保羅·尼贊曾加入過法共，后來于1939年8月脫離，在尼贊看來它支持蘇聯與納粹德國的互不侵犯條約。此后不久，尼贊在法國北總戰場上尼贊陣亡。但從尼贊脫離法共開始，共產黨員就惡意地傳播一些關于尼贊的謠言。其時薩特還是小個角色，與共產黨還沒有走得太近，尼贊是他的好友，他自然很不滿，他對法共提出質問：他們或者證明尼贊是政府暗中告密者的說法，要么就停止造謠中傷。
阿拉貢是超現實主義者中最死倔的，在20年代超現實主義者們曾集體加入過法國共產黨，1930年11月6日到15日，阿拉貢參與了在烏克蘭東北部的大學城哈爾科夫舉行的革命作家大會，大會讓他注意到蘇聯內部斗爭遠比他在法國想象的更殘酷、僵硬、教條化，他所在的法國代表團被要求回國后斥責超現實主義。此后不久，布勒東、艾品雅和克勒韋爾就被逐出了法國共產黨。赫伯特·洛特曼在《左岸》一書中寫道：“阿拉貢從此變得更加耀眼。”不可思議的是（真的不可思議？）阿拉貢成了二戰后阿拉貢成了巴黎的權力人物，這位超現實主義者曾攻擊過尼贊，在尼贊死前說尼贊是法國內政部的間諜。二戰后阿拉貢成了法共的紅人，《今晚報》主編、《文學》的實際領導、《歐羅巴》幕后的實權人物，在黨內擔任許多職務。阿拉貢并不是沒有去過蘇聯，又不是不了解共產主義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可是？他甚至用整整一期的《歐羅巴》來贊揚斯大林所喜歡的生物學家李森科的謬論。
有趣（？）的是，蘇聯一直要到20世紀70年代才加入國際版權組織，此前蘇聯出版界不用出錢就可以愛譯誰就譯誰。當然，只要對蘇聯有利它就會慷慨地給錢的。“當一位外國作家被蘇聯選中、受到青睞，收到用于訪問蘇聯的現金或蘇聯貨幣的賬號時，他就好像買彩票中了獎。”洛特曼說。后來寫《人·歲月·生活》的愛倫堡曾在1935年6月的巴黎國際作家大會上說：“我們中間幾位的作品被譯成了俄語，不要以為這只是翻譯，只是幾本書，這是行動。”并鼓勵他們要版稅似的說：“有幾百萬人用他們的生命響應你們的書。”
從共產主義蘇聯獲得好處的作家們反應不同。羅蘭·多格雷斯在1936年訪問蘇聯后認為版稅是一種誘餌：“那些去莫斯科的人去的時候有人買單。那些從蘇聯回來的人帶回了合同。”非共產主義同情者杜阿梅爾從蘇聯回來之后再沒有批評過蘇聯，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嘛，也可以理解？值得敬佩的是紀德，這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作品《梵蒂岡的地窖》已經從蘇聯拿到錢，后來了他的《羅貝爾，或普遍利益》被譯成俄語在蘇聯出版，但隨后紀德訪問蘇聯后寫了本《訪蘇歸來》，立刻被當作蘇聯人民的公敵和法共的敵人。
1935年6月在巴黎召開了國際作家保護文化會議，這次大會基本上由共產黨與他們的同路人左派控制，被排除在外的有享利·蒙泰朗、莫里亞克、保羅·莫蘭、享利·貝羅、拉克雷泰爾、莫拉斯等人，以及托派、超現實主義者。所以當時節報紙評論道：“一個將大部分作家排除在外的作家大會只是宗派主義的小集團。”而洛特曼反諷地說：“可以組成一個柵欄之外的國際作家大會了。”
會議邀請了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這是馬爾羅向蘇聯大使館提出來的，斯大林同志關注了此事，親自打電話給他，命令他去買一套西裝，然后當晚就乘火車趕赴法國。在會上帕斯捷爾納克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我明白這是一個作家們組織起來抵抗法西斯的會議。我只有一個事要說：別組織起來。組織是藝術的死亡。唯一重要的是個別的獨立。在1789年、1848年和1917年，作家沒被組織起來反對任何東西。我請求你們別組織起來。”我想會議的組織者與聽眾肯定不會認為這種言論是悅耳動聽的。
而寫過《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的朱利安·班達的發言也并不討人喜歡，他區別了西方和共產黨的文學觀，指出在西方閱讀屬于休閑活動。這種的文學不是大眾的，大眾的就不是文學。在整個大會中，這兩個共產主義世界作資本主義世界的良心的發言，這些常識的東西，甚至無法被狂熱的左派們接受。
加繆是正式共產黨員，但在他23歲時就成了受害者，在共產黨不再支持穆斯林民族主義后，他拒絕再遵守共產黨的中線，便受到審判并驅逐出黨。二戰后他不愿意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做選擇，便成了共產黨的敵人，他曾以《不做劊子手，也不做受害者》在《戰斗報》寫過一系列文章。
法共所做的一件最有想象力的事是：庫斯特勒寫了本《中午的黑暗》，講的是在莫斯科對老布爾什維克的清洗審判，戰時在倫敦出版，戰后譯成法語在法國出版，法國共產黨一開始試圖阻止法文版的出版，因為施加的壓力太大，以致于譯者的名字都沒有出現。而這本書出版之后，共產黨竭盡全能地想把它買光，哈哈，買光，庫斯特勒與出版商要發財了。但是此書印得太多了，印了五十萬本，讓共產黨很頭大，顯然在他們無法一下子將它全部買光。當時某家法國報紙認為《中午的黑暗》是法國共產黨在1946年5月進行的憲法草案全民公決中失敗最重要的因素。庫斯特勒對此感到很自豪。因為一本書打敗了一個黨派。
這些就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巴黎左岸發生的故事，今天在中國變成小說名詞的“左岸”，當時是法國甚至世界思想的一個匯集地，在這里，作家們以左派為主，或者是共產黨，或者同情共產黨，或者曾一度與共產黨走近過。但后來分化。在這些大量的故事中，可以挑出無數類似以上的事例。
值得指出的是，許多法國站在共產黨立場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去過蘇聯，也不知道真實的共產主義世界是什么模樣，他們便開始為共產主義世界唱贊歌，而當他們在了解共產主義世界之后，除了紀德這樣的少數人不再唱贊歌之外，絕大多數仍然為蘇聯辯護、為蘇聯而戰斗。這是為什么？我想答案在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
我想說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在政治立場上未必比普通人更有辨別力，他們在文學上的專業身份并不代表他們在政治眼光上的專業。所以可以理解他們的荒誕：為一個丑惡的世界而贊頌、為一個殘酷的世界而辯護。只是因為他們的文化上的專家的身份，對普通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可是，要多少勇氣才可以承認現實？要多少挫折才可以放棄對烏托邦的夢想？要如何內心強大才可以不服用“鴉片”？法國知識分子在上世紀的所作所為，為我們思考知識分子立場與命運提供了極好的范本。但那些僅僅是發生在法國的故事？僅僅是在法國？
如果知識分子的作用不是批判，那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嗎？如何知識分子為專制與獨裁、屠殺與清洗唱起了贊歌，這個世界又將如何？也許，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這半世紀中用他們的經歷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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