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三國》與《水滸》的書評很多，各有各的觀點。本文收集了最有新意和見地的評述，言簡意賅，確實有理。值得我們認真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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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寫了一個大時代，水滸寫了一幫大英雄；三國玩的是心計，水滸玩的義氣；三國在國，治國，興國，安國，喪國。水滸在氣，勇氣，義氣，豪氣，霸氣；三國寫了一次變革，水滸寫了一次沖動。

         三國旨在治國，水滸旨在救世，三國是皇家大戲，水滸是江湖小品，三國是大政治家玩大策略，水滸是小混混鬧小脾氣。

        三國和水滸，雖是將仁義二字掰開了用，卻都沒有跳出儒家治世思想之老道。三國提倡以“仁”治天下，集中體現于劉備身上，“仁”是他的招牌，仁是他的旗幟，仁是他號令天下之武器，也是他落難逃荒的護身符。他以仁義感召天下，還真的唬弄了很多人，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有那么多百姓跟隨，這仁義成了他的虎皮，成了他失敗的理由，也成了他們欺騙天下的精神鴉片。諸葛亮舌戰群儒，打的就是這張牌。而后借荊州，取西川，建蜀漢，做皇帝，無不以此通關節，買人情，做賴賬，打牙祭。劉關張因義而結兄弟，但也因義而壞蜀，諸葛先生因忠而成千古，卻也因為愚忠阿斗而亡國，其教訓之深刻，發人深思；與三國不同，水滸重義，那一幫不認爹娘不說君父的“英雄好漢”，確在義的旗幟下聚嘯山林，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財大家發，有債大家討，團結得一個人似的，出生入死，甘苦與共，患難相交，榮辱相守。在水滸中，義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是非成敗轉頭空，只有義存千古。晃蓋雖說是個莽漢子，卻誤打誤撞歪打正著，舉了義的旗幟，為梁山的興盛，進行了良好的奠基。宋江卻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硬是要將“義”作愚蠢的篡改，塞進什么忠的破爛貨，壞了梁山大事，也賠了自己性命。

         三國中劉備的班子很有點現代企業制度的意味，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相對分開，劉備就當他的董事長，諸葛先生很像公司里的總經理，運籌緯幄，決勝千里。先進的管理催生興旺發達的企業，蜀漢也迅速從弱小走向強盛，成為可與魏吳抗衡的三國之一。然而這種制度畢竟還在萌芽階段，還很不完善，沒有董事會和監事會，于是有時諸葛亮的經營權卻被董事長劉備無端地收回，給企業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如關羽死后，劉備不聽諸葛的話，意氣用兵，結果鬧到了白帝城托孤的地步，險些把整個基業賠了進去。后來劉禪做了董事長，情況更不如前，諸葛亮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了。水滸中梁山的班子，雖幾經調整，但最終還是沒有走出合作制的困境。梁山先是白衣秀士王龍做地攤生意。他胸無大志，氣度狹小，小富即安，小成即滿，缺少現代企業思想，結果讓林沖火拚。后來托塔天王晃蓋做了寨主，只嫌生意小，只怕人材少，于是廣結天下豪杰。他的基本經營理念是合作制，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哥們義氣占了統治地位，不論投資，不說股分，按人頭分紅，搞什么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宋江繼任后，做的是投機生意，“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風城春色。”他先是搞產權改革，改“義”字型企業變為“忠”字型企業，不動聲色便把梁山的所有財產納入自己的腰包，把集體財產變為了他自己的私有財產。然后以此為資本，勾結官商，和高俅做起了皇家生意，結果是賠了一個底朝天，徹徹底底地葬送了梁山基業。　

         三國講禮騁人才，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傳為千古佳話。諸葛亮請姜維入伙，也是有禮有兵，以情而感之，而后又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確實不失為明智之舉。但蜀漢卻沒有建立良好的人事制度，千里馬重用與否，全是伯樂一人說了算，以致魏延冤氣很大，到最后走向反叛，也是勢在必然。水滸講人盡其材，不用完人，只求能人，只要有一技之長，都可以得到重用。水滸在招騁人才方面，采取了多方面措施，能拉則拉，得搶便搶，該騙則騙。一百單八將，上山的方式各異，成為水滸最亮麗的風景。從這個義意上講，一部水滸，簡直就是人才招騁的百科全書，我們不能不認真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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