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流傳一張照片，照片中一位老太和一個小男孩對坐在水泥路面上，傍邊有幾個觀看者，內容注明說“坐地論道”。原來，這位老太太是原中山大學教授，被這小男孩騎單車撞倒在地，這孩子急的哭了起來，剛想跑就被路人攔下，結果來到老太太面前坐下。老太太不但沒有裝疼喊傷，反而對那孩子忍痛教導，勸說孩子要學會為自己行為負責，但不需要他承擔醫療費用。這件事與其他“老人無賴小孩“事件的不同在于”不需要他承擔醫療費用“，只需要他承擔道德責任。我想可以這樣理解，這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師有醫保，而且恰好她具備了寬容美德，不會見獵心起導致利令智昏，因此，這位孩子十分幸運。

          道德在絕大多數國人眼中是對付別人的武器，常言道“得理不讓人“說的就是這種類型。為何道德會成為武器？因為中國道德從來就有不同標準，皇帝有絕對道德權威，官僚有官僚道德權威，百姓有百姓的道德標準，男人和女人也各有不同標準，這諸多差別標準之間形成了巨大落差，優勢所在，劣勢所迫，人與人之間隨時可以用來博弈，甚至將他人至于死地而后快。這和西方人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根本區別，西方道德是用來制約自己的，道德評估只會發生在自己與上帝之間，反省也好，不悔改也好，你和上帝或神父講去，而實際責任則由司法制度具體衡量，不必為了顯示自己有道德做假雷鋒，更不用在領導和群眾面前說套話空話。

         在集權社會中，道德武器使用更為廣泛而荒謬。常常看到國內大標語和春晚上都出現“道德榜樣“這類人物，這些人物的具體行為當然有其美德，但是，一旦他們被用來作為”教育他人“的武器時，他們便被放到了居高臨下的位置上，失去了人人平等的美德。比如，鐘南山教授被封為廣州人民的道德榜樣，如果我也想成為鐘先生那樣的人顯然自不量力；某某女士收養兒童被封為道德模范，如果我也想成為她那樣的人顯然無能為力，這些道德標準都是官方對號入座訂好的，我們這些平常人不但不會被他們感動，反而會感到”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沖動，最后也許形成了妒賢嫉能心態。

         顯然，這么多年學雷鋒活動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原本是件大家自然而然愿意做的好事，卻被扭曲成了權力和面子的博弈工程，甚至引發道德聲譽與權利交換之類的事情，這類道德教育基本上造成了社會普遍逆反心理。西方人眼中，人都是有原罪性的，都是潛在壞人，非得有制度制衡，非要有別人監督，包括圣人和總統也如此。相反，中國的那些好人一旦被封了道德榜樣，就等于擺脫了道德制衡范圍，成了高人一等的圣人，有了專門指責別人的權力。這不是為這些道德榜樣們進步，而是讓他們成為了普通人的對立面。你會發現中國人如今不再相信道德作用，大家都嘴里說道德，但心里都明白這是吹牛，結果大家都等著看道德被破壞，一起看熱鬧，看道德榜樣出丑。如今看貪官色誘案如此熱鬧就是這個道理。

          說到這里有人會問：難道西方人真的就那么虔誠面對上帝遵守道德嗎？當然不是，社會（包括政府和民間機構）必須為每個人提供道德實現的條件。比如，一個窮人開車與別人相撞，他當然害怕賠償責任，說不定就會逃跑，但保險公司承擔了賠償責任，這就等于保護了社會道德精神，讓這個窮人敢于接受責任。同時，也一定會有人假冒撞車受傷冒領保險賠償，可見一個保護道德的工具會引發另種不道德行為，于是又產生了保險責任法，用司法制衡人的貪婪。上面所說的老教授和小孩都是大學員工家屬，這方面條件也許比較好，所以雙方都比較愿意承擔責任。可見，一個社會只有通過保險和福利政策讓所有人在經濟能力上和權利地位上平等，才能建構真實的道德，才能杜絕小悅悅事件。樹立道德榜樣不如切實推廣民間保險制度和相應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