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即，“高質量發展”或將成為大會主題詞，將貫穿整個2018年的經濟工作。

回顧近幾年的中央經濟工作的主題：2014年提出“中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的判斷”；2015年提“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6提“供給側改革”。

我們知道即將到來的2018年是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十三五”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是打贏三大攻堅戰的關鍵之年，也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而“十九大”報告已非常明確我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而在12月8日，中央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或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定下了基調。從新華社的會議通稿來看，較少提及穩增長，僅在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時提到了。相反，通稿提到要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統籌各項工作，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在筆者看來，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從高速發展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是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或繼續保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鞏固“穩”的基礎，增強“進”的動力。

“高質量發展”，有其對中國經濟“歷史方位”的統攬，在筆者看來，它有著“時空坐標”和“哲學思辨”的支撐。

所謂“時空坐標”，意味著我們創造了二戰后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紀錄的經濟體，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長河中的時間感。同時，也正面臨速度換檔，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節點，其在全球發展大格局中，中國所處的戰略空間。

而“哲學思辨”，在于正視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凸顯風險，所著力的包括供給側改革的全要素、源創新的驅動發展。

“高質量發展”有著其基礎和邏輯。2017年全球經濟復蘇，制造業發展回暖，服務業快速增長，高科技產業增長，區域經濟好轉。中國制造業2016年10月份開始超過50%，到現在連續多個月超過50%。工業企業的盈利，特別是國有企業今年前三季度利潤增長率達到40%。房地產經濟平穩發展。服務業今年前三季度增長了8.3%，特別是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較快，信息技術中的消費互聯網已發展成為產業互聯網，“萬物+”已融入互聯網、物聯網和腦聯網。今年前三季度高科技和裝備制造業分別增長13.4%和11.6%。區域經濟增長，過去遼寧、甘肅負增長，而今年三季度遼寧經濟增長達到2%，甘肅經濟增長接近5%。

“高質量發展”，用“十九大”的語境就是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質量變革”，對于企業來講，筆者理解就是“規模增長”向“價值增長”轉變，這是企業戰略的新選擇，這是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生命線，這是企業通過著力工匠精神的新要求。

“致廣大，而精微”，企業的制造要在養成“工匠習慣”，形成“工匠制度”，繼而升華為“工匠精神”。要有對產品質量的苛求，要有對消費者的虔誠。

“效率變革”，筆者理解成“生產力的要素管理”。“歷史方位”下的效率提升，有包含生產率的提升，包含在土地、勞動力、資本不變的情況下，用無形資產推動生產提高的“全要素生產率”，但更重要的是，“生產力”既屬于哲學范疇，也有與“生產率”相同的經濟范疇。

其生產力依靠的不是線性增長，而是辯證的發展，是對稱的、時空層次相統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發展模式。生產率是量的概念，它產生在的工業經濟下，而生產力是屬于知識經濟，突出發展與增長，突出激發全體人的勢能。

“動力變革”，筆者理解它是更多動能意義上的變革。當下經濟可以說熊彼特的創新型經濟，逐步取代柯茲納的套利型經濟。過去30多年我們以競爭為基礎的效率社會，所以突出發展，機會大于能力，而今經濟中商業機會的窗口期逐漸關閉，這里有經濟周期的因素，又與國家的政治和行政機構處于轉型期，重建行政系統，重新定義和重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密不可分。

“高質量發展”還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工作的主線，“高質量發展”就是遵循“供給側改革”的有效供給、高效供給、創新供給將滿足發展型經濟的優質需求。因為所謂的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李嘉圖的“絕對比較優勢”或俄林的“資源稟賦優勢”，都會被新模式、新業態打破。

除“高質量發展”之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直接融資、防范金融風險、減稅降費、加快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推進國企混改或會成為2018年經濟工作的熱點（作者袁清，營銷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球財經》專欄作者，和訊網財經評論作者，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事業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互聯網+與資本運營課題專家組成員，全國總工會中工網特約評論員，時代新光管理咨詢創始人 ，“軟營銷”的創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