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央行對符合要求的商業銀行下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之后，又啟動了第二次定向降準，其范圍和力度都遠超過預期。但人行卻在官方微博稱，這次定向降準范圍沒有擴大。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也就是說，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無論是放松還是收緊，往往是“只做不說”。本次定向降準明明是擴大了范圍，央行卻在微博里回答沒有擴大，這自然會引發市場對央行未來貨幣政策走向的猜測。
在這里，我們先來理解什么是定向降準。它實際上是指針對商業銀行及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程度采取不同的存款準備金率降低之政策。其政策的目的就是鼓勵國內商業銀行及金融機構提高資金的運作效率及支持實體經濟增長。或希望通過“定向降準”向銀行及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以維系經濟及信貸的穩定增長，同時又引導這些流動性更多地配置到實體經濟，確保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更加暢通，并促進信貸結構優化，以及防范金融杠桿增加，影子銀行再度無限擴張，不讓過多的流動性進入產量過剩行業和繼續推高資產價格水平。這被當前媒體理解為貨幣政策的新常態。
可以說，貨幣政策的新常態不僅確立了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新方式，也決定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新取向。即減少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更多地運用市場經濟杠桿來引導信貸結構調整及金融行為方式的轉變，以及弱化政策變化對實體經濟帶來巨大的沖擊與影響，以此來保證實體經濟穩定增長。在一定意義上說，由于“定向降準”的貨幣政策有一定的針對性與具體性，對信貸結構優化、對穩增長和調結構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們也決不可高估該政策意義及效果，更不應該把這種政策工具看作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
因為，就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及金融信貸結構的劣化情況來看，特別是銀行信貸結構劣化來看，并非是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流入某個行業或某些企業量上的多少問題，而完全是金融市場價格機制嚴重扭曲的問題。如果當前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加快進行重大改革，并形成以市場決定作用的價格運作機制或利率市場化，而是希望量上變化來引導金融市場資金流向及優化金融市場的信貸結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還有，“定向降準”可以向城商行、農商行等金融機構注入了更多的流動性，可以引導和激勵這些金融機構提高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但是這些金融機構的信貸占全國總信貸比重仍然是很小的。如果五大國有銀行及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信貸結構不能優化，即使城商行等銀行信貸結構優化也是對全國信貸結構優化影響不大的事情。即使第二次定向降準涉及到股份制銀行，但其所占市場比重仍然是偏低。
特別是，在目前經濟增長下行，許多行業及產業的投資前景不好，企業利潤嚴重下降，特別是農業等行業情況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信貸優惠政策當然可以讓大量的資金流向這些弱勢行業或企業。但是在這些行業或企業獲得低成本的資金之后，不一定會增加其投入，反之這些資金更可能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地方。早幾年，國內不少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之后，許多資金都變相向房地產市場。就是這種結果。
在當前國內金融市場，為何信用擴張過度會越來越嚴重？為何社會融資總額的快速增長但這些資金卻不能服務于實體經濟，支持中小企業及弱勢產業的發展？這不僅在于國內金融改革嚴重滯后導致市場化價格機制無法形成，而且在于早幾年錯誤的金融政策導致國內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并，讓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讓資產價格越升越高。也就是說，早幾年流入中小企業及農業的資金同樣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向房地產市場。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定向降準政策不是強調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不是強調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市場的作用，那么這種定向降準政策有可能又轉化為銀行信貸過度的新形勢。比如，最近第二次定向降準政策的啟動，不僅政策的透明度不夠，而且采取所謂的“只做不說”。這更加讓現有的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嚴重弱化。如果第二次定向降準的政策透明度不夠而引發市場更多的猜測，或轉變為全面降準，這不僅會減弱央行貨幣政策效度及央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而且也會與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南轅北轍。而現代貨幣政策的實質則是要通過預期管理來影響企業及市場的經濟行為，從而使得市場的經濟行為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操作前提前反映，否則貨幣政策的效果就會減弱。因此，貨幣政策的新常態重點就得放在這個基點上。
還有，貨幣政策新常態的預期管理，重點不應該放在數量型工具的操作上，而且是放在價格型工具杠桿運作上。這就要求央行加快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轉換國內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讓國內金融市場扭曲的價格運作機制調整過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利國內銀行信貸結構優化，有利于金融提高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可見，“定向存準”應該是央行短期政策的權宜之計，市場對此不要過分的渲染，央行也不應該濫用定向降準該工具，價格型工具對金融市場有效運行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