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這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氣勢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馬丁·路德·金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于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于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于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中國社會的道德不穩首先體現為企業家的道德不穩。馮侖說:在中國，錢永遠不如道德更有力量，因為掙錢也就幾十年，道德倫理則存續了幾千年。他用一貫調侃的語氣寫道:“在歐洲，一個有錢的家族300年后還在。第一代干的壞事，第二代改一點，第三代改一點，最后都變成社會的道德楷模了。中國基本沒有第二代就完了，而第一代人從無到有在道德上都存在一些問題。所以，在一些中國人的記憶中，有錢人在道德上都是有問題的。”

很多人對亞當?斯密的“利己心”之說都是一知半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重商主義剛剛興起，人們需要通過交換來改善生活，斯密的意思是出于自利目的自由交換能夠增加福利。值得指出的是，斯密對“人人自私就可以帶來一個和諧的社會”并未持堅定的信念，所以后來他又寫下了《道德情操論》。書中，斯密提出了一種美德叫“合宜性的同情心”，這種美德取決于我們推己及人的能力。

我聽到很多房地產商其實最喜歡把利潤最大化掛在嘴邊，企業在營銷過程中，無不多方精密求證最大化利潤的可行性。也許我們不能苛求開發商們把房子賣得便宜些，以便購買方都能夠承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少開發商在定價及營銷策略中，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他們的最終目的并不真正為購買者服務，而是通過生產與銷售以求最大化的利潤。

萬達的“瘦身鋼筋”事件，知悉者很少，施工方偷工減料，原本應該用8毫米的鋼筋，實際只有6毫米。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工程質量問題，竟然沒有得到持續性的關注，顯然，企業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輿論公關。這是我國企業應對危機時最常用的手法，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也算是公關成功。但是，這并不能表明瘦身鋼筋問題本身就已經得到解決。

對于企業來說，遵守商業人倫是它的義務，而設身處地地或有限度地考慮到它所服務的對象，包括價格適中、品質優良，等等，才是它的美德。許多房地產商是缺乏這種美德的，甚至連起碼的責任也大有缺失。譬如一些開發商唯利是圖，他們所開發的建筑的容積率之高、密度之大，令人難以想象。這種開發模式，對城市來說，完全是一種破壞，宜居價值極差。應該說，一個企業的求利動機如果不接受基本的商業倫理的檢查，其機會主義幾乎不可避免。

而且，作為一種組織和機構，大公司在現代政治生活和商業生活中，常常扮演著個人無法企及的角色，如果沒有一些道德自覺，不受節制地追求利潤，其最終很可能成為為少數人謀利而損害多數人的組織。所以，從保守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必須對大公司提出警告，并警惕大公司力量的與日俱增。

在著名企管專家鐘靈山老師看來，如果企業唯利是圖，背棄商業倫理與道德，這樣的企業是無法長久做下去的。做企業要講信用、誠懇，不能光顧著自己的利益。在筆者的課堂上，我將商業倫理具化為“三品原則”：品質、品牌和品格。還把中國的商業倫理關系，即企業（家）與政府、股東、合作伙伴、員工之間的關系，比作中國傳統的“五倫”。但雙匯的做法，連商業倫理的底線都沒有守住。

美國安然事件帶來了主流商業世界的震撼：一直來被大家視為無關緊要的商業倫理課程重新被各大著名商學院引入。更重要的是，對申請MBA的學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可以造假。這可對中國學生提出了一大挑戰。因為中國留學生造假本事讓美國各大商學院防不勝防。中國的學生可以跟大學教授串謀，可以給紅包搞掂開成績單的人。他們卻不知道，MBA的培養目標是未來的經理人，未來的經理人必須是具有良好道德底線的人。如果成績都可以造假，那么有天財務報表也可以造假，不久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安然嗎？

學校教育中，商業倫理幾乎是一個空白，即使是商學院，也更多強調戰略、經營、管理等，商業倫理僅具有形式象征性。著名企管專家鐘靈山老師表示，蒙牛、伊利的這一場波及全民的“運動”，讓我想到一個異國的老人，他已經逝世60多年——圣雄甘地。在上一個世紀，面對苦難的印度，他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其中有一條就是“沒有道德的商業”。近些來，在資本的驅動壓力下，中國企業越來來重視規模、利潤，卻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約束。與企業相關或由企業直接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如各種問題產品、環境污染、礦難、非法集資、等。企業如果連最基本的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商業道德與商業倫理都難以保證，就更不用說履行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員工、投資者、供應商、政府、社區等的社會責任了。

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兩千余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與之相呼應的，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學院講授道德品行的學問，提出了ethikas（倫理學）這個術語，此后，倫理就成了與道德品行有關的概念。進而，把倫理的概念引申到商業領域就形成了商業倫理的概念。商業倫理是一門關于商業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是商業與社會關系的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在市場經濟領域中的商業倫理已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商業倫理研究的是商業活動中人與人的倫理關系及其規律，研究使商業和商業主體既充滿生機又有利于人類全面和諧發展的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進而研究商業主體應該遵守的商業行為原則和規范、應當樹立的優良商業精神等商業道德問題。

研究商業倫理的目的在于，在商業領域中建立經濟與正義、人道相一致的這樣一種理想秩序：不僅能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而且能使商業起到激勵和促進每個人滿足需要、發展能力、完善自我的作用，并能將商業整合到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大系統中去。倫理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商業倫理是管理人員必須關注的大問題。著名企管專家鐘靈山老師表示，但現實中，無論是在我們的職場生涯或個人生活，都很難做到為了一個正確的動機去做適合的事情。但困難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嘗試著去做，或者我們真的力所不能及。商業倫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以“正確的原因去做正確的事情”。研究和學習商業倫理學的基本方法可以依從以下線索：

1、從現實的商業現象、商業關系的事實入手，找到深層的商業倫理矛盾；

2、揭示和把握隱藏在商業倫理矛盾中的內在必然規律，以及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目標；

3、根據商業倫理規律和目標提出的客觀要求，設計出能夠調節商業倫理關系的社會制度，制定商業道德規范，以及相關的具體方法和措施。

鐘靈山老師的《管理哲學與商業倫理》課程切入儒學、佛學及主流西學等多元文化精髓，展開頂尖人文導師與企業員工的深層對話，拓展生命視野，提升精神境界與人文素養，塑造謙卑的商業人格，照見終極關懷；審視商業人文環境，喚起廣大員工深埋的德性情感及對生命的無盡憐惜，徹悟“商亦載道”——從商亦如從文，“商者”，同樣應承載道義、責任、使命與良心；推動商業倫理的重建，復興商業社會之人文精神。

著名企管專家鐘靈山老師認為，商業是互通有無的行為，通常被認為是對交易雙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這種活動卻有可能對客戶、消費者或自然界造成危害，進而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遺憾的是，目前筆者看到甚至有百年老店、著名品牌也在違反商業倫理，做出短時的行為，甚至民間有了：鱉精沒有鱉，驢膠不含驢的說法。

不光是上面的傳言，我前幾日看報，還看到了一則“一滴香”的信息，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一提到食品安全問題，大家就不由自主地談法律漏洞，說違法成本太低，譴責執法監管不嚴等問題。這確實是問題所在，但法律和制度都是屬于“補丁”的性質，事后救濟的作用很大，但前置預防的效果卻不理想。面對食品安全問題，我們要問，究竟這些商家是為了生存，迫不得已添加這些有毒物質，還是僅僅為了賺更多的錢？也許這是一個雙向的惡性循環，開始的時候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但當大家都這么做之后，就變成了迫不得已。如何避免這種惡性循環？僅靠事后的法律救濟和監管，顯然不能治本。其實，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可以治本的東西，往往被我們忽視了，那就是商業倫理。

我們國家是一個缺少商業倫理傳統的國家，古代長期“重農抑商”，近代又長期處于被被剝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解放后我們又經歷了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一提到商業或商人，首先蹦出來的詞語就是“無商不奸”、“無商不惡”、“商場如戰場”，就是和短斤少兩、以次充好、假冒偽劣、霸王條款、吃回扣、騙等聯系在一起的。再看我們的家庭教育，商業倫理是完全缺失的，學校教育中，商業倫理幾乎也是一個空白。即使是MBA、EMBA等專業的商業教育中，強調的最多的就是戰略、經營、管理，商業倫理道德課也是缺席的，或者僅僅是象征性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鐘靈山老師審視國內商業人文環境，通過一系列血淋淋的案例喚起廣大員工深埋的德性情感及對生命的無盡憐惜，徹悟“商亦載道”——從商亦如從文，“商者”，同樣應承載道義、責任、使命與良心；推動商業倫理的重建，復興商業社會之人文精神。

我們也從許多500強外資企業的高管那里聽到，他們員工入職的第一天就要接受的培訓不是人事制度，也不是財務制度，而是“BusinessConduct”，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商業倫理”。而且，員工每一年都要接受商業倫理的培訓并且簽字認可。反觀國內企業界來說，商業倫理的研究工作卻相對滯后。現實中，無論是在我們的職場生涯或個人生活，都很難做到為了一個正確的動機去做適合的事情。但困難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嘗試著去做，或者我們真的力所不能及。商業倫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以“正確的原因去做正確的事情”。

但國外的企業一定就是遵循商業倫理的嗎？不，就如同《華爾街》電影中講的一樣，貪婪——哪里都一樣。我在美國的時候，跟美國的企業家交流，我說，你們賣的金融產品，你們知道它有問題，知道這個產品是有毒的，有毒的證券、有毒的產品，就像中國的牛奶有毒一樣，但是你們還在賣，美國的次級債，中國買了3千萬，你們把這些東西賣給別人是不負責任的，本質上，我們以前經常講的一句話，叫做為了煮熟自己的一個雞蛋，燒毀了全世界的房子。表面我們看到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是在背后反映是美國的文化危機，背后是信仰危機，如果這個危機爆發，就是希望的衰退。我說這個金融危機是一場解難，首先是美國用有毒的金融產品來搶劫全世界，最后把自己有陷入其中。

我們從這里面看到很多，我們發現制度不是萬能的，這些年很強調制度，我們以為有一個制度就夠了，我們也在試圖希望制度完善，你學到大學四年就知道，制度不是完善的，市場制度從來不是完善的，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美國也沒有，所以制度不是萬能的，你不要想把制度漸漸完善了，什么問題都不會出現了，沒有這種可能性。另外，經濟發展要建立在制度與倫理相結合的根基上，市場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現在我看到國內的企業拼命做廣告，鼓勵人們買他們的產品，如果企業通過社會責任來促銷你的產品，有可能你能夠獲得更好的利益。比如我們知道的農夫山泉礦泉水，比如你購買我的礦泉水，產品里面的多少錢將作為慈善基金捐獻給貧苦以后，他現在把企業營銷作為慈善活動。你在買他東西的時候，他會告訴你他會產生多少利潤，這個利潤就歸你，但不歸你所有，但是你買他的東西的時候，你就會進入慈善公益活動當中，他以此會引起人們對他的關注，這個企業把他所有的利潤框架全部告訴你，而且你買他的東西最后利潤跑到那里去了，你自己可以完全知道。這樣的模式創新，將來會不會有前途呢？也很難說，我正在關注，當他的企業再往前做一步的話，一定會激發其他企業也會這樣做。

目前，企業界發生的種種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案例都是表象，譚老師認為，根本解決之道在于：商業主體道德的提高，要求政府、組織和個人根據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去決策和行動。但這一點從我們的專家起就做的不到位，關于食品安全，我們的專家永遠不乏雷人語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食品強化辦公室主任陳君石：“三鹿奶粉事件，盡管病人很多，上萬人，死掉了三到四個小孩。從公共衛生來講，不是什么大事，遠遠夠不上一級什么什么預案。我們每天由于腫瘤高血壓而死亡的人，比這個多得太多”。無論是評價三鹿奶粉事件還是全球金融危機，總理都曾推薦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強調企業家要有“道德的血液”。俗話說，施恩必有福報。然而，我們了解到的新聞是——施恩奶粉公司的做法卻違背了起碼的商業操守。以德養生，以德養心，以義止利——中國傳統經商文化的商道中人修身之本，或許能療救施恩奶粉事件中已然破損的商業倫理。鐘靈山老師表示，社會才是企業利潤的真正來源。每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家，都要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倫理是商業與社會關系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倫理的靈魂和核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更是道德經濟，發達的市場經濟必須有先進的商業倫理為之做支撐。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會有序、有活力，才會低成本、才會安全，才會有真正的和諧社會。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扭轉社會“一切向錢看”的心態，就必須正視我國商業倫理的嚴重問題。實際上，加強商業倫理建設，也是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應有之義，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著手點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