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蜜蜂園企業文化建設的啟示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企業文化管理研究所所長 黎群博士

（原載于中外企業文化雜志，2006.5，微信公眾號：jdliqun）

    江西汪氏蜜蜂園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蜜蜂養殖、蜂產品加工，集科、工、貿為一體的大型民營企業。該公司是農業產業化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2005年12月“汪氏”品牌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在企業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汪氏蜜蜂園積極實施文化管理戰略，建立了以“蜜蜂文化”為特色的企業文化體系，文化建設和管理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汪氏蜜蜂園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注重樹立企業使命、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和通過融入企業制度與機制促進新文化的形成等有益經驗具有很好的啟示作用。一、注重樹立企業使命汪氏的企業使命為：“汪氏蜜蜂園，大家健康的樂園”。汪氏倡導蜂產品保健新理念，矢志追求讓汪氏蜜蜂園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千千萬萬人們健康、幸福的樂園。為實現使命，汪氏自始至終堅持走科技興企之路，著重研發以蜂產品為原料的深加工保健產品，倡導蜂產品保健新理念。目前汪氏已有7個高科技含量的保健品獲得國家衛生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是中國蜂業界獲國家批準的保健品最多的企業，形成了“生產一代、儲備一代、開發一代”的新產品研發格局，產品的品種、質量、技術一直處于同行業的領先水平。2001年，汪氏研制出保健品“蜂四寶膏”獲得國家批準，該產品在國內最早將四種蜂產品科學配方精制而成，具有延緩衰老的保健功能。因其既可外搽，又可內服，一經推出便暢銷全國，被廣大消費者譽為“可吃的化妝品”。在生產上，公司嚴格遵循“產品如人品”的質量觀。這種質量觀已深入人心，生產一線上的員工按照做人的要求來執行自己手中的生產流程， “不接受不合格品，不制造不合格品，不交付不合格品”，第一次就把事情做正確，每個員工把質量意識上升到自己的每道工序、每次言行都是代表著客戶、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的高度。 “汪氏蜜蜂園，大家健康的樂園”表明了汪氏致力于人們健康事業的偉大使命。目前我國許多企業高層領導幾乎將主要精力都用于解決日常管理和策略問題，往往忽視了企業的使命管理。一些企業制定使命也只是覺得它很時髦，并未認識到企業使命是企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導致企業缺乏真正的使命感。世界管理大師德魯克指出，建立一個明確的企業使命應成為戰略家的首要責任。使命陳述（mission statement）是在回答“企業的業務是什么”這一關鍵性問題，并表明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和理由。企業使命描述了企業的主導產品、市場和核心技術領域，反映了企業的宗旨和價值觀。使命是企業一種根本的、最有價值的、崇高的責任和任務，即回答我們干什么，和為什么干這個。定義企業使命具有多重意義，如可以明確企業發展方向與核心業務。弄清企業目前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將來希望成為怎樣的一個組織，以及如何才能體現出不同于其他組織的顯著特征，從而為企業確立一個貫穿各項業務活動始終的共同主線，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經營主題，為進行企業資源配置、目標開發以及其他活動的管理提供依據，以保證整個企業在重大戰略決策上做到思想統一、步調一致，充分發揮各方面力量的協同作用，提高企業整體的運行效率。定義企業使命還有利于樹立用戶導向思想。一個好的企業使命體現了對用戶的正確預期。企業的經營宗旨應當是確認用戶的需求，并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這一需求，而不是首先生產產品，然后再為它尋找市場。理想的企業使命應認定本企業產品對用戶的功效。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企業使命不是電話而是通訊，埃克森公司的企業使命突出能源而不是石油和天然氣，太平洋聯合公司強調運輸而不是鐵路。環球電影制片公司強調娛樂而不是電影，其道理都在于此。二、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汪氏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為了振興中國蜂業嘔心瀝血的歷史，是一部與廣大蜂農休戚與共的歷史。養蜂業是有風險的，因為蜜蜂也會生病，對蜜蜂危害最嚴重的病是蜂螨病。上世紀90年代以前，由于國內無人能生產出有效的蜂藥，中國廣大蜂農為防治蜂螨病，只能高價購買外國人的藥品。汪氏潛心鉆研十年，近乎投入全部的家產終于研制出我國自己的蜂藥――汪氏螨撲，從而打破了歐美國家對中國蜂藥的封鎖，成為世界上能生產氟氨氰菊脂原藥的兩家企業之一，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千萬中國蜂農。“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同為四川人，汪氏牢記同志“先富帶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教導，強蜂興農，帶動蜂農走共同致富之路，為我國“三農”問題的早日解決積極作出自己的貢獻。汪氏實施“公司+蜂農+基地”產業化經營合作模式，每年投入大量資金扶持蜂農，特別是老區、貧困地區蜂農發展養蜂業，形成了“保證蜂農養好蜂，產好蜜，農民增收，企業增效”的良性運行機制，很好地帶動了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經濟繁榮。 2005年汪氏蜂業集團被評為南昌市十大“最具社會責任感”的民營企業之一。汪氏蜂業集團一貫致力于向社會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在經營活動中誠信守法，講信譽，重承諾，注重環保，在社會上有著良好的口碑和美譽度。汪氏蜂業集團講究愛心和傳統美德，社會責任心強，對公益事業、社區事業、慈善事業傾情捐助，對文化、教育、科技、衛生事業的發展傾力扶持，做出了突出貢獻。幾年來，汪氏向社會各項事業捐款近千萬元。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到來，人們并非更加注重企業的經濟功能，而是把企業作為社會細胞之一，從社會的角度強調企業的作用，把企業的活動直接看作是社會的活動之一。在現代社會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中，企業對于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也逐漸對企業的運行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希望企業運行能夠更好地符合整個社會發展的需要。托馬斯.佩蒂特(Thomas Petit)認為：工業社會面對著主要由于大公司的出現而帶來的嚴峻的人文和社會問題，管理者在執行公司事務時要能夠解決或至少是緩解這些問題。企業為了自身的長期利益應向社會負責。因此，一個企業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則從長遠的觀點看，將很難保證自己能夠立于市場競爭的不敗之地。企業作為社會的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成員，有責任與義務來幫助保持和改進社會的各種福利。企業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現在政治、技術、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為此，企業必須考慮社會責任問題。阿奇.卡羅爾(Archie B.Carroll)認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意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的期望。例如，企業可能需要考慮自己的用工制度對社區就業的影響問題，考慮自己的生產工藝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考慮自己的產品或服務的社會成本問題，這些都要求企業本著對社會高度負責的精神，采取長期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企業自愿的慈善活動或行為被視為責任是因為它們反映了公眾對企業的新期望。這樣的活動包括企業捐款、贈送產品和服務、義務工作、與當地政府和其他組織的合作，以及企業及其員工自愿參與社區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活動，汪氏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三、通過融入企業制度與機制促進新文化的形成汪氏企業文化的建設過程是循序漸進的，注重量的積累和質的飛躍，既有遠大的目標，更注重腳踏實地的實干。在新文化的宣傳推廣中，汪氏注重與企業制度、機制相配合。例如，汪氏倡導一種良好的服務文化，要求員工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五“心”級服務（即誠心熱愛崗位、熱心接待客戶、細心辦理業務、耐心解答問題、虛心接受監督）。為此，汪氏北京分公司制定了一項“啄木鳥行動”的制度。“啄木鳥”即市場監察員，北京分公司幾年來一直堅持市場巡查的制度，在社會上聘請相關行業的退休人員或兼職人員做公司的市場檢察員，這些檢察員熱愛工作，認真負責，綜合素質高，請他們以顧客的身份做明察暗訪的工作，以此來了解整個市場的服務狀況和店面形象等。這樣公司可以從消費者的角度去發現市場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及時糾正問題以不斷提高服務水平。不少企業中存在這樣的現象，企業文化是空中樓閣，在“天上飄”，而企業員工的行為在“地上爬”，文化與行為相背離，造成文化虛脫癥。企業文化建設應重在過程，重在使企業倡導的文化落地生根，應把企業文化滲透到制度建設、流程建設以及員工的行為規范中去。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人們對“文化與制度”的認識經常陷入一種誤區，或把二者對立起來，或把二者混為一談，分不清二者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實質上，企業文化與企業制度既存在緊密聯系。當管理者認為某種文化需要倡導時，他可能通過培養典型的形式，也可能通過開展活動的形式來推展和傳播。但要把倡導的新文化滲透到管理過程，變成人們的自覺行動，制度則是最好的載體之一。人們普遍認同一種新文化可能需要經過較長時間，而把文化“裝進”制度，則會加速這種認同過程。當企業中的先進文化或管理者倡導的新文化已經超越制度文化的水準，這種文化又在催生著新的制度。當然，制度與制度文化不是同一概念。當制度內涵未被員工心理認同時，制度只是管理者的“文化”，至多只反映管理規律和管理規范，對員工只是外在的約束；當制度內涵已被員工心理接受、并自覺遵守時，制度就變成了一種文化。比如，企業要鼓勵員工提合理化建議，先定一項制度，時間長了，員工心理接受了這一制度內涵，制度變成空殼，留下的是參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