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多事之秋。
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領域“惡性”熱點事件頻發，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一方面來自國際政治、經濟局勢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源自中國經濟自身的系統性危機。總結而言，就是外患與內憂并存。
首先，美國宣布“戰略重心重返亞洲”是一切有關中國國際局勢變化的開端。回顧2011年，美國先是宣布從伊拉克撤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而后又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署名發表了文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要在此后10年里，在外交、經濟等領域加大對亞太地區的關注。這篇文章還針對中國發布了“預告片”：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對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美國作為所謂的“世界警察”要盯住南海爭端，以及朝鮮核擴散等問題。
以上是文章傳達的基本信息。當然，我作為經濟學家，在這篇文章里還看到了美國重返亞洲的另一層意圖——尋找經濟復蘇引擎。希拉里在文章里強調：“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能有現在的繁榮，是靠美國幫助實現的，所以現在中國也要幫助美國走出經濟危機。”很荒謬是不是？但我認為這篇文章就是美國對華態度的濃縮——在軍事上遏制，在經濟上要對中國“剪羊毛”——美國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有今天的繁榮，離不開美國的輔助，是美國把中國經濟這個“羊毛”養厚的，所以中國要回饋美國，幫助它實現經濟復蘇。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層面上到了美國對中國“剪羊毛”的收獲時期。
美國提出所謂的“重返亞洲”戰略之后，旋即從各個領域對我們進行圍攻。首當其沖的是經貿領域，美國為了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實現復蘇，提出“重塑制造業”，以制造業復蘇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失業壓力。為此，美國首先是聯合歐洲國家在過去兩年里對我們的貿易進行了無情的打擊，具體表現就是對我們的光伏企業、鋼鐵企業等接連不斷地發起“雙反”調查，透過高關稅降低“中國制造”的“廉價”優勢，在保護歐美本土企業的同時，給我們的產業造成了巨大損失。其次，美國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些國際組織向我們的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進一步打擊出口產品的“廉價”優勢。這之后我們看到了什么？一向由美國把控的世界銀行，新行長換成了“亞洲面孔”金墉，向全世界虛偽地展示美國對亞洲的“善意”。
美國選擇的第二個領域就是透過地緣政治對中國實施遏制，這一次它的那些亞太戰略支點國家——日本、菲律賓等悉數登場。所以我們看到了2012年4月菲律賓軍艦在黃巖島附近騷擾我們的漁船、漁民，引發黃巖島風波，讓自2009年就開始發酵的南海爭端迅速升級，2013年4月，美國更是明目張膽和菲律賓在它的呂宋島搞聯合軍演；另外，2012年6月，越南國會通過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越南海洋法》；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上演“購買釣魚島”鬧劇，引發釣魚島爭端，同樣是2013年的4月，美國國務卿克里在東京重申美國對于“協防日本的承諾”。這場美國鳴鑼、助陣，日本、菲律賓幾個國家輪番登場的海洋領土大戰，在過去一年里牽扯了我們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
坦白講，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確實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更加不幸的是，中國經濟自身也深陷系統性危機。危機的源頭可以分成遠近兩個——改革“開倒車”和不斷出臺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這兩個遠近原因，其本質就是“政府辦市場”而不是“市場辦市場”。先說近因，就是我反復批評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它的使命是用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速，方法是透過中央撥款、地方籌錢的方式大建“鐵、公、基”，同時讓商業銀行向房地產等行業大量放貸，結果導致地方政府和房地產等企業背了一身債，且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商業銀行已被它們綁架，構成了“一損俱損”的關系。
更可怕的是，我們的地方債實際上已經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前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2013年4月舉行的博鰲論壇上說，我們的地方債現在有20萬億的水平，相當于2012年全年GDP的38.5%。我要很殘酷地告訴各位，這筆債已經壓得我們的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而且極有可能拖累我們的銀行系統。我給各位舉個例子，2012年年底的時候，我們有4萬億規模的地方債務到期，可是地方政府只還了1萬億，我們的銀行系統對剩下的3萬億都進行了展期，也就是同意讓地方政府推遲還款。為什么？因為地方政府根本沒錢還，而且連借新還舊的能力都沒有。大規模投資計劃的另一個嚴重后果就是“產能過剩”，我當時一再提醒社會，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產能過剩，來制造明天的產能過剩”。結果大家知道了吧，那就是不斷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危機。
遠因是我們的各方面改革停滯不前，如果說的嚴重一點，是在“開倒車”。坦白講，發軔于2008年的這場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們的影響，遠比各位看到的要深遠的多。為什么？2008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的體制、社會、經濟都出現了問題，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這一年的“兩會”上，我們的政府提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稅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等議題，希望透過深化市場機制的方式“修理”已出現的“故障”。我在當年就大聲疾呼：放棄保八、藏富于民。但是2008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打亂了改革的步調，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此后4年多的時間里我們看到，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商品市場都在向著政府、國企靠攏，甚至可以說連續30年的改革開放“開起了倒車”：政府辦市場。這與朱镕基時代的國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兩會”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
“開倒車”的現象可以從體制和經濟兩方面看出來。首先是體制，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思路原本是“精簡政府規模”、“轉變政府職能”，具體而言是要政府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管控和具體項目的審批，財政部完善預算、稅收體制等。站在2013年的角度回顧，我們卻看到了相反的效果，在關鍵市場要素領域里，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市場價格，不斷加強壟斷，為權力尋租提供了一個更優渥的溫床，最終導致腐敗猶如跗骨之蛆透過體制框架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的各個環節，推高民營企業營商成本與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經濟改革“開倒車”是體制改革“開倒車”的必然結果，而它結出的果實則是“國進民退”。我以電力改革為例，截至2012年，我們的電改其實已經進行了10年。但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們的國家電網公司作為改組后的國企，它不僅沒有按照電力改革方案中要求的廠網分離、輸配分離、主輔分離去做，反而建起了自己的配電網絡、發電廠等，一步步朝著行業巨無霸，同時也是壟斷的方向走。2012年4月，我們看到山東的魏橋電廠自建電網，以低于國家電網電價25%的價格向附近老百姓供電。這股來自市場的力量在遭遇“文斗”、“武斗”后，最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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