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有一個好領導，他一心為群眾，他在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對外經營著人民公社，但對內，一切仍然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管理！ “神一般偉大的規律性”，就是“神性”！ 柏拉圖說過：“若神不在，一切皆無”。當我們講“神性”的時候，無非是在說，這個社會存在著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則，存在著萬物均不可違背的規律。所謂時勢造英雄是也！我們每個人的成功，從根本上講，不過是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的過程，沒有了內心深處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我們還有什么？ 所以，我們每個人內心對人類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追求既是我們奮斗的動力，也是我們苦難的來源。我們之所以痛苦的原因，因為我們是人，是人就會犯錯，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永遠正確，永遠不錯，所有的成功都是對規律遵從的結果。 這樣我們就懂了，任何領導都不能夠代替原則與規律，領導做錯，并不是我們犯錯的理由，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或不那樣做，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這件事是不是符合事情本身的內在規律。由此，我們每個人才能獲得獨立，自尊，責任，權利與義務，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并不是為哪一個人工作，而是我們每個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諾—－如果沒有規律遵從，那么個人價值就不復存在！ 我們在最近幾百年的落后，是文化，體制與思維邏輯方式的落后 中國式自由的另一個極端是“自我修煉”式自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求解脫，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這種超越于現世追求完美的心態下，要么是一事無成墮落為“憤怒青年”，要么是大徹大悟成為先知不問世事。 中國式自由的另一個極端是“自我修煉”式自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求解脫，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這種超越于現世追求完美的心態下，要么是一事無成墮落為“憤怒青年”，要么是大徹大悟成為先知不問世事。 正是規則這一點上，問題就出來了。中國式的自由往往是相反的，因為中國式的自由是兩個極端的自由。一個極端是“水滸式”或“孫悟空式”的自由，是破壞規則，找規則漏洞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下，我們崇尚的英雄，自然大多也是水滸式的――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幟下，以江湖義氣代替人文規則，在對仇家報復的時候，“連殺一十三口”、在大街上“殺人如麻”，同樣是英雄壯舉！ 為什么會這樣？源頭在于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文化。農業文化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沒有原則”。我們想想，農業要受到天氣的影響，農民就被天氣擺布，看天吃飯，聽天由命，被天氣擺布的人怎么會有原則？沒有原則，所以就認為“有用就是好的，沒用就是不好的”。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權謀文化、實用主義文化的起源。 農業文化的另一特點是“農民天生喜歡多元化”，我們也想想，農業既然受天氣的影響，那么，靠天吃飯，靠不住怎么辦？所以，就要兼業――不僅種糧，還要抽空打獵，還要哺養牲畜，還要學會手工編織，甚至還要學會做些糧食深加工，如做些食品去賣之類。結果是什么都會，但又都只會一點，沒有真正的專注與專業。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多元化思想與中庸辯證法思想的源頭。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可以用簡單的小農思想可以概括的。但從整體上講，當工業社會甚至信息社會來臨的時候，惟小農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會成為中國企業成長壯大的阻礙。據說，有中國人曾經遷移到寒冷的某個島上，以打魚為生，但他們總要在山上敲開堅硬的冰層撤下種子，看是否能種出點什么，由此可見農業文化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