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雄式機會驅動走向職業化戰略驅動：第一代企業家使命已經結束 　　在未來幾十年，我認為中國企業的歷史使命將是商業理性啟蒙，即正視我們每個人骨子里的農民思想，在中國建立起擁有獨立人格的商業文化，從依附于政權和土地的農民，轉化為擁有獨立人格的職業商人。 　　從這個角度看張瑞敏在海爾推行SBU的努力，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努力的突破價值：張瑞敏想用利益機制來做企業，這無疑是一種創新性的努力，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在中國文化的權謀背景下，員工應對SBU機制必定是權謀性的，如果內心沒有“信以為真”，那么所有的利益都將是權謀。所以SBU可以獲得很好的效果，但SBU的效果絕不可能持久。 　　我們不要把希望寄于某個領導人的“悟道”，只有權謀的領導才把精力放在悟道上，那些致力于世界級企業的優秀企業家，則會把精力放在組織、文化與機制的培育上。有人天天盯著你，你想犯錯誤也錯不了，何必“大道無術”？在一個沒有制度監督，沒有反對機制的環境，悟道只能培養出權謀家。 　　所以以人為本，在公司建立起對商業規律和基本原則“信以為真”的文化，是中國企業“突破”小農意識的起點和歸宿。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海爾張端敏，聯想柳傳志，萬科王石，TCL李東生，華為任正非等等，這一代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來到了一個新的關口。他們能夠把一個小企業帶到今天的地步，成為中國企業學習的榜樣，無疑都是雄才大卓著的勛卓著的優秀企業家。我們也不懷疑其中個別人能夠完成自我否定和超越，但就整體而言，就目前中國優秀企業所面臨的整體性“突破困境”而言，他們已經不具備帶領這些企業再上層樓的能力了。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必須付出一代人應當付出的代價。張端敏和柳傳志所代表的第一代企業家，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們把企業帶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目前這些企業所面臨的“突破困境”，卻應當由他們的第二代接班人來完成。 　　這就像運動員一樣，如果功勛卓越的上一代運動員不退下，就沒有下一代優秀運動員的崛起。我們應當懂得一點，當前進的道路出現分叉的時候，決定成敗的就不完全是能力，而更多的是你的選擇，你選擇了什么，你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