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我們經常陷入“寧可不做，千萬別錯”的退縮中。
IT老英雄王安在他的回憶錄《教訓》中寫道，他6歲的時候，在路上撿到一只活的小麻雀，歡天喜地拿著往家趕。
到了家門口，想起母親不喜歡這類小東西進房間，于是就將小麻雀放在家門口，進屋去請示。媽媽竟然破例同意了！ 王安急著去拿他的寶貝。不幸啊！他看見小麻雀已經在貓的嘴里了。
王安小小年紀受到如此重大打擊，促使他6歲時就立下志向：任何事做了再說，千萬不要先請示匯報。
現實是，一個人做得越多，犯錯的次數就越多，挨罵的次數也就越多。并且由于事物的多面性，可能你認為正確的，他人以為是謬誤。世界上沒有絕對正確的東西，陽光的背面是黑暗，管理中任何事情都可以引發正方與反方之爭。多做多錯，理之必然。曾國藩曾云：“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不做不錯，因為錯的對象都不存在了。
管理講究責權利的相符。當一個人主動或被動地去承擔一件責任的時候，他心中總是在掂量：權夠不夠，利夠不夠（當然還有能力夠不夠。此文中我們假定能力都夠，只討論人的能動性問題）。當他認為權或（和）利不夠的時候，他就會有多種表現形式：
1．遇到問題，不收集材料也不提自己的見解與方法，只將問題提出請領導拍板。
2．為什么又是我？！
3．這件事應該由相關部門解決。
4．最不可救藥的是，既不說這件事可行，也不說這件事不可行，好像這件事不存在，無休止地把一件事拖下去。
我們還可以見到另一種麻木的情況：明明是該人的本職工作，由于長期在一種他認為失望的氛圍中工作（也可能是一種客觀存在），生成了一種習慣性懶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有事能拖則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表現形式與上述第4條相同，但更糟糕的是，他已將之上升為無意識的習慣，還自認為老成。
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一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現代的說法是，人要有積極的心態。希望一個人做事，當然要賦予這個人足夠的權與利。但我今天是要講矛盾的另一個方面：當事人怎樣來理解責、權、利的問題。
美國總統小布什的就職演講有這樣兩段話：
“正處于鼎盛時期的美國重視并期待每個人擔負起自己的責任。鼓勵人們勇于承擔責任不是讓人們充當替罪羊，而是對人的良知的呼喚。雖然承擔責任意味著犧牲個人利益，但是你能從中體會到一種更加深刻的成就感。
在生活中，有時我們被召喚著去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但是，正如我們時代的一位圣人所言，每一天我們都被召喚帶著摯愛去做一些小事情。一個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任務是由大家每一個人來完成的。”
一個企業何嘗不是如此。只有每個人恪盡職守，擔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卡住每一個細節，這個企業才是有生命力的。
在人生的長河中，你不愿主動地去承擔責任，看上去你沒有損失什么，但實際上你在原地踏步，你的精神天天在萎縮；你天天聽到別人的成功與失敗，就是與你無關。當你勇敢地面對生活與工作中的每一個難題，不回避，你失去的是狹隘的小我；當你跨過這些問題，你會感覺到自己的成長，還會感覺到天地的寬廣，人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