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題：在朝在野平分秋色

我苗實第一次知道林公（即林毅夫先生），是在1997年寶雞市火車站，那里有許多經常光顧的舊書店，當時里面有一本厚書，沒記住名字，主要是介紹經濟學界有影響的各位經濟學家，其中中青年專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就是林公。從那以后，或多或少，斷斷續續，一直關注著，了解著。說到真正研究，而且集中一點，已經是2007年我苗實呆在蘭州的約莫一年的時間之內的事兒了。那段說來不長的日子，在西北書城研讀了《與林老師對話-論經濟學方法》，《與林老師對話-論發展戰略》，《發展戰略與經濟發展》，《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可以說，通過自己的進一步探索，對林公的經濟學思想脈絡有了初步的全面的掌握。接著是2008年，去西安的鐘樓書店購買了《中國經濟專題》和《經濟發展與轉型》兩本書，進行了深入學習，在研究上更進了一步。隨后，2009年家里裝上了寬帶，可以自由上網以后，對林公的學習研究就更廣泛，更系統，更頻繁了。近幾年，又買了《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隨著林公經濟學思想的升華，我苗實也升華了。從2012年6月24日開始到現在，我苗實對林公的不同層面批評已經有十多篇文章了，它們分別是《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衛星”》，《致某位當紅學者幾句忠言》，《請不要熱衷為林教授“捧臭腳”》，《新結構經濟學恐怕無新意》，《張維迎.林毅夫和馬克思》，《從批林毅夫看中國之反省》，《我與林毅夫教授的主要分歧》，《對林張之爭的一孔之見》，《深化改革首尊規律得人心》，《與林毅夫先生的一個對話》，《<十批林毅夫>一文的幾點反思》和《我為什么批評林毅夫先生》。根據我苗實長期的追蹤觀察，不斷的琢磨研究，以及后來連續的公開批評， 對林公逐漸形成了一個更加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盡管我們學術有分歧，盡管我們思想有對立，盡管我們亦敵亦友，盡管我們在朝在野。如果不是“度量大如海”，經濟學界的各種對林公的批評，包括我苗實，是相當煎熬的，可是我苗實估計他不會；如果不是“意志堅如鋼”，林公不會成為一代傳奇人物和學界旗手，不會在面對任何挑戰時，那么從容不迫，鎮定自若，我苗實推斷他內心肯定也緊張過。更進一步講，林公的學術如十三層玲瓏寶塔，而我苗實經過這么多年艱苦努力，才有幸登到第七層，而要登完剩下的六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倘若我苗實先前的系列批評存在諸多冒犯之處的話，肯定是學習研究不夠所致，懇請林公再三海涵，海涵再三，當訓導時就嚴加訓導，當棒喝時就大加棒喝。與此同時，如果天賜良機，林公開恩，學生我苗實自當正心誠意，千里登門，負荊請罪，以慰師心。    

        曾經，有一熱心網友對我苗實私下講，人家林先生是北大教授，是國務院參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您只是一個閉門讀書的窮書生，這樣長期公開批評他，如此招惹世俗是非不值得。我苗實回應道，他在朝，我在野，都是公共領域的研究者，只是社會分工不同而已。至于批評，我實在是在盡一個真正讀書人的本分，古今中外，學界就應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質上講，不論他官做多大，我自始至終把他作為同是讀書人看待。至于別人看到他身上的官位，那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王紅旗先生在《在野與在朝》一文中講道，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的國家管理體系里，在朝者與在野者所發揮作用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在封建社會，在野者通常不能對國家社會事物說三道四，否則便被視為干預朝政，搞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只有很少的人有機會成為“山中宰相”；與此同時，在朝者與在野者的身份也非常嚴格，在野者只能通過“學而優則仕”轉變為在朝者，或者經由打天下的過程變為在朝者。對比之下，在現代社會，在野者與在朝者的身份轉換比較容易，也就是說在朝者（俗稱當官的或吃皇糧的人）能進能出，能上能下；更重要的是，在野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對國家社會事物發表自己意見和主張的權利，這就使他們不用成為在朝者同樣也能在社會進程中產生自己的獨特影響和作用。還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說的在朝者，主要是指那些為了發揮自己才干和實現自己主張（通常代表著全體公民或部分民眾的利益）而進入國家管理體系的人，而不是指那些為了發財為了混口飯吃而鉆入或混入國家機構、部門、單位的人；本文所說的在野者，主要是指那些不在國家管理體系供職但為了公眾利益而展現自己才華的人，而不是指那些為了一己私利但尚未掌握國家權力的野心家。此外，我國目前也有人將學者分為體制內學者和體制外學者兩大類，前者通常指在國家或官方研究機構供職的學者，后者一般指在民辦研究機構供職的學者或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對于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只要是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強大，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幸福，那些有志于此的人，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將受到國家的重視和人民的歡迎。因為他們的存在，以及他們的不同身份所形成的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不同角度，對于現代社會，現代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

       據臺灣東森新聞網報道，“經貿國是會議”全臺大會2014年7月28日中午閉幕，“行政院長”江宜樺總結時引用文章指出，“在朝當思在野日，在野也有在朝時”，提醒執政黨與在“立法院”杯葛的在野黨，別讓臺灣沉船、停滯不前，應該要用最大的耐性，包容不同意見的人，用民主機制化解爭議，讓臺灣繼續前進。江宜樺更認為“國是會議”是正面的，不是政治上的拜拜，心力上的浪費。而馬英九上午到場致詞時，也用“心里話”表示臺灣面對的情勢嚴峻，籌碼有限，向反對的聲浪呼吁放下歧見，“沒有對立惡斗的空間，沒有蹉跎猶豫的時間，唯有合舟共濟，慎謀出路，臺灣才有活路”。另據臺灣“中央社”報道，馬英九強調，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臺灣前進的腳步不能片刻停歇，如何異中求同，凝聚共識，將民眾社會的熱情化作臺灣進步的助力，是民眾必須正視的課題，這也是舉辦“經貿國是會議”目的所在。與會部分民間團體人士則提出，當局應首先針對弱勢族群對癥下藥，正視所得分配不均問題，不要讓越來越多人淪為服務業低階勞動者。企業界如臺北商業會理事長王應杰則提出，一些青年多是聽到象牙塔中做學問的教授闡述觀點，他們也應該走出來聽聽各產業的心聲；臺灣經貿如果沒有同大陸合作，過去20余年很多大企業只有原地踏步。我苗實引用這段新聞，目的是強調，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志在民族復興，國家進步，人民幸福，有爭論批評是好現象。但是，也應該理解各自立場，和平處之。張載先生在《正蒙·太和篇》中說過，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臺灣與內陸制度不同，不可類比。

       伊索寓言里講了一個“蝙蝠的故事”，是這樣的：很久以前，鳥類和走獸，因為發生一點爭執，就爆發了戰爭。并且，雙方僵持，各不相讓。有一次，雙方交戰，鳥類戰勝了。蝙蝠突然出現在鳥類的堡壘。“各位，恭禧啊！能將那些粗暴的走獸打敗，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飛，所以是鳥的伙伴！請大家多多指教！” 這時，鳥類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強實力。所以很歡迎蝙蝠的加入。可是蝙蝠是個膽小鬼，等到戰爭開始，便不露面，躲在一旁觀戰。后來，當走獸戰勝鳥類時，走獸們高聲地唱著勝利的歌。蝙蝠卻又突然出現在走獸的營區。“各位恭禧！把鳥類打敗！實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類，也是走獸！敬請大家多多指教！” 走獸們也很樂意的將蝙蝠納入自己的同伴群中。于是，每當走獸們勝利，蝙蝠就加入走獸。每當鳥類們打贏，卻又成為鳥類們的伙伴。最后戰爭結束了，走獸和鳥類言歸和好，雙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為。當蝙蝠再度出現在鳥類的世界時，鳥類很不客氣的對他說：“你不是鳥類！” 被鳥類趕出來的蝙蝠只好來到走獸的世界，走獸們則說：“你不是走獸！” 并趕走了蝙蝠。最后，蝙蝠只能在黑夜，偷偷的飛著。聽了這個有趣的故事，大家怎么看？從我苗實的角度出發，社會中就存在類似蝙蝠的人，左派看到他的右，批判他；右派看到他的左，也批判他。或許，換個角度，他就是左右逢源的人。在經濟學大的流派中，有市場自由派，也有政府干預派，更有居于中間的新古典綜合派。不用我苗實多說，薩繆爾森本質上就在左右逢源，是不折不扣的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

       不過，大家都知道，李光耀先生在國際政治外交關系中左右逢源，卻大有斬獲。駐外5年，朱昌都時常能在公開場合見到李光耀，他還曾利用中新建交10周年和新華社成立70周年時機，兩次采訪李光耀。記憶中，李光耀步履稍顯蹣跚，一頭疏朗白發，聲調不高而氣場強大，有時讓人“又敬又怕”。可每當他出現，民眾掌聲震天，給他戴滿花環。很多新加坡人告訴朱昌都：“新加坡不能沒有李光耀。”朱昌都觀察，李光耀與國外媒體打交道時秉持實用主義思維，一方面敢和外媒一些不利報道針鋒相對甚至對簿公堂，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外媒傳遞聲音擴大影響。他通常只接受西方知名記者專訪，但在上世紀90年代，為發展對華關系曾主動邀請新華社記者采訪。不少中國代表團到訪，受到李光耀和新加坡方面熱情接待。朱昌都說，李光耀了解中國，釋放善意，但并非一些人口中的“親華派”，他所思所想仍是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朱昌都感嘆，如果沒有李光耀，新加坡確實不可能從昔日的彈丸小國成為今日的東南亞強國。不論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折沖樽俎，還是在國內推行法治，肅清吏治，李光耀孜孜不倦畢其一生，“最終都為了維護國家利益”。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曾經力主獅城并入馬來西亞的李光耀在公眾面前潸然淚下，表情苦楚。他說，“20年前立志當律師，只為謀得成就感和優厚生活，做夢也沒想到學成20年后，竟然必須為200萬人的命運負起責任。”在李光耀看來，一個民族的命運取決于其意志力和自信心。“自認無法克服挑戰的民族注定失敗”，正是這份強大的民族信念讓一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島國成為如今擁有世界地位的經濟強國。李光耀說，我們要同所有鄰國建立友好關系。但是要建立實際有效的睦鄰關系，先得把話說清楚，其一，“我們家里要買什么家具和要怎么擺設，一概由我們自己做主。”其二，”外部大國可能決定東南亞小國的命運，只有接受這一前提，才能更好地推行均勢戰略，讓新加坡在大國競爭與制衡中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三，“我并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是對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一個光榮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經審判把同僚關起來。”

       如何解釋中國增長之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決策科學系主任朱天教授進行了獨到的分析，我苗實認為有一定啟發性，值得學界同仁認真思考。他2015年4月16日在觀察者網撰文指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就是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叫技術進步）。多數學者認為這兩者都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特別快呢？許多人從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兩派觀點比較流行，這里姑且稱之為“自由派”和“中國模式派”。這兩派都承認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根本原因，他們的差別在于，自由派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是不夠自由、不夠開放，如果不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經濟增長即使不會崩潰，也難以為繼。“中國模式派”——則主張通過強勢的政府積極干預市場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確或者基本正確，他們尤其欣賞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派的政治觀點倒不盡一致，有主張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張先搞法治建設的。中國模式派雖然也承認中國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認為基本上都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問題，只要假以時日，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這里的中國模式派比較籠統，其中有一些精確的可以稱之為“保皇派”，而有的學者承認有所謂的“中國模式”，但對這個模式持批評的態度，卻并不保皇。自由派在國內學術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們關于中國需要繼續改革開放的主張或許不錯，但是他們通常缺乏全球比較的觀點，因此不能解釋，甚至沒有想過為什么中國比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增長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發展中國家。自由派也做比較，但通常只與西方發達國家比、只與書本中的市場經濟模型去比。問題在于，如果只要自由開放就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那么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應該不輸于中國，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模式派在學術界雖然地位不高，但近年來他們觀點的影響在上升，尤其為官方所喜愛。與自由派相比，中國模式派有全球比較的視角，他們不僅看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種種弊病，還看到發達國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賞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并將之歸功于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也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包括強勢威權的政府，國有民營共存的混合經濟以及對市場和產業的積極干預。但是，中國的體制真的像中國模式派所說的那么獨特嗎？畢竟二戰結束以來的七十年里，搞過威權政府，混合經濟和市場干預的發展中國家不在少數，卻沒有幾個國家或地區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可能只有韓國和臺灣是例外。中國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這之前，還有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增長經歷，而且都先后加入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在解釋東亞的增長奇跡時，有幾派觀點，其中有一個可以稱之為“發展型政府”派，強調政府干預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認為東亞的經濟騰飛是強勢政府推動符合本地情況的產業政策的結果。這一派學者中的經濟學家較少，多數是政治學家和東亞問題專家。他們的理論深度和實證研究水平要比中國當今的中國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后者認真學習。但是，“發展型政府”派與中國模式派一樣都不能解釋為什么世界上這么多發展中國家曾經積極干預過而且現在還在干預經濟，但只有東亞的幾個國家和地區（也就是當年的日本，韓國和臺灣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干預成功了。他們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干預程度較小的新加坡和作為自由市場典范的香港同樣實現了經濟騰飛。與發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東亞奇跡恰恰證明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的市場化經濟體制可以讓任何國家脫貧致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實現經濟騰飛要歸咎于其錯誤的制度和政策，它們要么采取了以進口替代為導向的、國家過度干預的工業化策略，要么是搞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自由派的這些觀點聽上去不無道理，但是他們不能回答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只有幾個東亞國家和地區采取了正確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1980年代以后都放棄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然而，無論是拉美還是非洲國家，過去二三十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比198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實上還更慢了。按照朱先生的概括，原則上講，我苗實傾向于自由派，而林公傾向于中國模式派。由此可見，就大體可以明白我苗實為什么長期批評林公了。那么，究竟誰是誰非誰錯誰對，既不可能簡單倉促下結論，又不可能以學術地位作判斷，更不可能以權勢強弱來定高低，還是需要大家發動腦筋，排除成見，積極參與辯論，在包容中相互學習借鑒，然后留足空間時間，讓歷史和實踐來說話。或許，永遠沒有結論，永遠在爭論，永遠在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