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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家好，今天講幾個觀點。
第一，能否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做出準確通俗的判斷，是穩定市場預期的重要前提。現在市場上對形勢的判斷比較混亂，如果用我們這個年齡所知道的毛澤東主席在上世紀20年代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開頭講的，對農民運動形勢的分析，是好得很、糟得很，現在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一樣。
現在經濟領域里的新名詞、新概念很多，很多專家在論證、解釋概念，但是市場一點不領情，加上近幾個月來資產價格信號混亂，改革措施的出臺市場又等不及，總感覺有的改革怎么還不出，引起市場上判斷的混亂，導致投資風險偏好進一步下降，特別是一些有錢想投資的人又在猶豫，正在猶豫的投資者，對他們來說更影響了預期，不穩定的預期增加了，對穩定增長增加了負面影響。
我認為在形勢的判斷上，我們的用語用詞一定要講究，所謂講究不是要推新，不是要花哨，而是要樸實、準確。
第二，中國經濟仍然處于美國經濟危機后持久深刻的結構調整時期。這是我在2011年向有關領導同志匯報時的判斷，2011到2015年已經過了幾年，因為改革滯后耽誤了一些時間，我認為2011年的判斷沒有變，不需要變，我們也不應該回避既簡單又準確的調整兩個字的判斷。
什么叫調整？調整的核心是講什么？原來那套發展方式所維持的制度、政策不行了，要調整了，我們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里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講了很多。所以我們應該很準確的判斷當前的形勢就是調整時期，那么進一步就要判斷，既然是調整，就要向國民講清楚，坦然承認調整意味著什么，調整意味著經濟增速要下來，意味著一些企業、地方政府平臺要破產，實業壓力可能會加大，當然服務業、互聯網新業態可能會彌補一點，但是從一般的經濟學原理講調整，速度要下來，企業破產要增加，實業壓力會增加，這是一般的市場邏輯。
當然一些風險會出來，130多萬億的M2，我們的GDP就60多萬億，速度下來了，這么多貨幣在外面，風險自然會暴露。同時我也認為在講問題的時候，同時應該很坦然的向國民講清楚，即使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是很大的，當然所謂的大不是兩位數增長，但即使是6.5或者是6，在大國經濟中也是絕對的高增長了。在大國經濟體中間，我們要跟美國、德國、日本、歐元區比，我們6.5%、6%也是絕對的高增長。
第一是中國的增長潛力很大，第二是改革開放幾十年財富積累了不少，政府應該有信心幫助大家在調整中間克服困難。政府應該承擔責任，即使砸鍋賣鐵，能不能在調整時期保證國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基本的就業，系統性風險不爆發。只要守住就業和金融這兩條底線，我們把問題和困難徹底向市場和國民講清楚，速度下來一些，我認為大家能夠接受。
我們把調整方向、任務和目標也向市場講清楚，怎么調，調到哪里去，結構怎么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樣，把這些都講清楚，就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如果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同時大刀闊斧搞改革，配上及時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聰明的市場明白短期的困難和長期的前景，因此預期肯定會比現在好。
現在因為有的講好，有的講壞，一般的投資者就慌了，我認為這些都應該講得清清楚楚，講清楚以后，市場預期肯定會比現在好，講清楚以后，投資也會多一些，除了政府投資，民間投資還會增加。
現在的問題是，市場出清太少，動作太小，對困難問題遮遮掩掩，不敢面對。對金融系統的風險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困境恰恰又認識不夠，判斷到底準不準，其實市場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了調研，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告訴我，他們把債務進行重組，反映了一些情況，市場人士非常清楚，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媒體、專家還在引導大家討論下行是在7%、6.5%還是6%，這對微觀企業并不重要，敏感的是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或者投機者，他們需要炒作概念，他們非常敏感關心宏觀數據，比如說GDP零點幾個百分點的變化，CPI、PPI零點幾個點的變化，市場的專家馬上就長篇大論，但是我們細想一下在座的校友企業家，跟你有關系嗎？有多大的關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關系？當然各行各業不一樣。
所以媒體、專家不停在討論這些東西，恰恰使得企業和市場更加緊張，更不容易形成準確的市場預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時，部門間的信號不協調，耽誤了不少時間，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動，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們自己的決策不爭氣，用時間換空間的策略最終會被耽誤，工作會越來越被動，這是我講的第二個觀點，我們當前處于深刻的結構調整時期。
第三，調整有兩種方式，兩種可能性。所謂兩種方式，一種是單純的被市場規則強行約束，被強制性調整，那就是經濟周期的明顯變化，換一個詞就是出現經濟危機，縮減全社會的資產負債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國大危機。一種是適應市場的邏輯，加上適當的政府有限干預的主動調整。我認為人類經濟史實際上是一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史，關鍵是你怎么認識、怎么處理。當然我這里講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預，有節制的干預，并不認同政府隨意的大規模的干預。
然而因為調整中經濟社會會出現政府和市場雙方都預料不到的事件，投資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調整必然性的同時，當某天看到周圍大量的各種宏觀微觀數據下行或者惡化的時候，投資者的信心會下降，社會投資調整就會過度，出現超調，進一步惡化增長預期，所以政府在調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種改革和調整政策、穩定增長之間的協調，要學會如何引導加強市場的預期管理。
第四，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調整內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點是什么。我們可以回顧，中國經濟的不協調、不可持續產生于美國危機前，暴露在美國危機后，我們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至于怎么調整，早已寫到黨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資為主轉為發展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的模式。因此短期內擴大投資和鼓勵創新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講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是講總量、結構、創新、企業家精神，是講長期增長的動力，而調整我們首先直接講的是總量經濟，是講總需求、總供給，消費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國結構調整最終完成的標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國經濟今后穩定增長有根本性的調整。
最近消費貢獻率的提高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出口投資貢獻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對提高，我們近期的輿論每天都在尋找增長的新動能，但對消費增長動能的尋找，對擴大消費所緊迫的制度改革動能的尋找強調的不夠，花的精力不夠，措施不有力，輿論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每天報紙上講的是什么，是重點講消費嗎？我們戰略方向調整最后肯定消費的貢獻率最高，結構是消費，慢慢往這方面過渡，但是現在形不成力量，盡管提高消費是個慢功夫，如果在復旦校園里講，盡管對居民消費的高與低學術界有不同的爭論，但是客觀來講，最后中國調整的結果肯定是三駕馬車的中間消費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則發展方式不可能轉過來。所以盡管是慢功夫，但是我們必須給予正名，給予首要地位的強調，多少年來這么多的規劃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費的規劃，內容很多。
第五，盡快建立內部決策評估制度，把科學決策落到實處。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比成熟的市場化國家復雜得多，我們比他們要多考慮漸進改革中間的協調問題，我們要考慮的是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平衡問題，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話來說，事情很復雜。毛主席講過領導方法，一是出點子，二是用干部，現在經濟系統的執行力很差，多憑文件主義，我聽說一個地市的金融辦一年下發和轉發省里、中央各部門的文件多達1千份，金融辦最多就幾個人，一年下發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見在干什么，還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號、靠書本知識根本指導不了復雜的改革開放實踐。
但現在又是講領袖、講英雄的時代，怎么辦？靠制度建設，建議在內部建立決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評估制度，現在正在這么做，目前最重要的評估是對近幾個月以來股市和匯市波動的反思，如果不允許反思和議論是非常危險的，短期如何防止經濟由減速迅速滑向失速，相對于社會穩定而言，關鍵看政策制度的配套。
對于失速問題，我們一方面要有充分的顧及與準備，另一方面要充分顧及到叫了幾年的調整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短期內能否馬上找到特別有效的圓滿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計過高，當然工作應該想盡辦法，現在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新的增長點在方向上、文件中應該說找到了，任務也布置了，但是微觀情況仍然相當不好。市場預期非常不穩定，怎么辦？現象表現為金融，是資源配置有問題，我認為本質上不是金融問題，本質上是實體經濟中間的結構和改革問題，我們當前的資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地方大量的債務壓力和地方平臺的旁氏騙局以及一些大國企的產能過剩吸走了大量資金，現在的問題是八個瓶子七個蓋，蓋來蓋去缺少一個蓋，要打破一個瓶子，僵尸企業、資不抵債的企業該破的要破。新增長的動力靠的是企業家精神，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資源的沒有動力，地方平臺和國企，有動力的沒有資源，中小企業和民企，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的命脈關鍵是什么，就是加快國企改革。
因此整個社會形不成好的預期，沒有好的預期就不可能形成大量的投資增長，對此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轉型調整和市場出清在經濟學上幾乎是同一詞，怎么辦？改革的內容很多，國務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其中幾點講點意見。
第一，對地方平臺的不良資產趕緊剝離重組，讓地方政府輕裝上陣，不要再拖累他們新的投資。那么就要打破隱形擔保和剛性兌付，讓矛盾暴露出來。不要再增加金融市場的扭曲行為，按照市價或者溢價打折，剝離不良資產，讓銀行先承擔一塊損失，然后繼續在市場上經營，最終損失可以先定下來，由中央、地方、銀行共同背，中央可以先承諾擔一塊，剝離的事趕緊辦起來。
第二，用時間換空間的壓力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緊迫，我們要重視大量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收購兼并，這是大頭，這是從總量上講遠遠比抓創新、新業態重要，這是經濟增長的大頭，我們要打破常規，大刀闊斧。財政和銀行應該盡快安排一批專項資金搞收購兼并，特別要支持民營企業對競爭類國企的收購兼并，加快傳統行業、競爭性行業、企業的國退民進，明確制度，防止秋后算賬，說曾經的國有資產流失，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國企改革已經成為當前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命脈。
第三，基于中國潛在增長的情況，這幾年還可以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擴大到3%，加大有效精準化的投資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網管投資之外，應大力彌補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費的公共服務的投資，幼兒園、學校、醫院、養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國慶長假一年中國流動旅行人口7億4千萬，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車、飛機、吃、玩，中國的老百姓消費沒減弱，我們應該進一步在深挖減稅的潛力。
第四，認真反思今年股災和匯市波動中的教訓，以全球視角充分認識全球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對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做到不趕時間，不趕任務，實事求是，水到渠成，我們要利用好資本賬戶仍然部分管制的時機，在解決好大量僵尸企業和一些旁氏騙局的基礎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應該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和全社會的負債率，這個前提就是資本項下的管制問題，這個前提是僵尸企業要出清。
第五，當前中國產能問題嚴重，但中國這么大，又是一個內部差異很大的大國，我們應該對不同地區實行區別對待的經濟政策，我們不要自己捆住手腳。我們要控制好重復建設的前提下，把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給沿海地區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資政策等優惠，允許在中西部繼續實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業繼續外流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這有助于穩定當前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當然前提是在盡可能控制重復建設的情況下。
謝謝大家。
來源：首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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