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帶頭突破、美國阻礙參加中國倡導的亞投行，使國際秩序的研究成為學界熱點。國際秩序研究的“大躍進”似乎要來臨，很多單位建立智庫要研究國際秩序問題。然而，研究國際秩序問題首先要明確國際秩序是什么？“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國際格局”“全球治理”四者相關聯，但它們性質不同。區分這四個國際事務的不同是分析國際秩序變化趨勢的前提。

　　“國際秩序”是由權力分配、國際規范和國際機構三者構成的。權力分配在當今主要是指規則制定權的大小，國際規范是指對國際行為約束的規則，國際機構是執行國際規范的組織體系。研究國際秩序變化主要是分析這三要素的變化趨勢。人類社會秩序與自然界秩序的重大區別之一是，前者是指客觀社會與主觀目的或價值標準相一致的狀態，而后者則指規律性的運動，與人的主觀目的無關。例如，圖書館的書按類別擺放就是有秩序，按薄厚擺放就是沒有秩序，而地球圍著太陽轉只要有規律，無論向何方轉都是有秩序。“國際秩序”就是指國際社會現狀與主導國的政治目標或價值標準一樣的狀態。

　　由于主導國家和非主導國的政治目標和價值標準是不同的，于是主導國所建立起來的秩序難以得到非主導國的接受。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國際媒體不將冷戰后美國發動戰爭的行為視為挑戰國際安全秩序，但卻認為中國建立亞投行挑戰了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由于主導國的政治目標和價值標準是判斷國際社會是否有秩序的重要標準，因此有了中國要提出自己“國際秩序觀”的問題。

　　“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不同，它是指一個客觀的社會系統，與人的主觀認識無關。國際體系由國際格局、國際規范和行為體三者構成。例如，冷戰體系是兩極格局、霸權規范和主權國家為主的行為體。冷戰后國際格局發生了變化，但國際規范和行為體并無質的變化，因此國際體系依舊。無論各國如何認識二戰后的國際體系，都只能在客觀的國際體系內互動。由于國際體系是指一個客觀的社會系統，因此沒有“國際體系觀”的問題。

　　“國際格局”是指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系相結合的國際政治實力結構。它是國際秩序中權力分配的基礎，但它并不等于權力分配。例如，冷戰時期，在兩極格局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美蘇分別擁有東西方地緣政治主導權。現在的兩極化趨勢很可能形成新的兩極格局，但在新兩極格局基礎上形成的中美權力分配將不同于冷戰時的美蘇權力分配。未來國際主導權的分配將很可能不是地緣性的而是領域性的。以我國雙重領導或雙首長制作比喻，在經濟領域和安全領域中，中美主導權的分配將是不一致的。

　　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是責任分配和權力分配之別。“全球治理”是指世界各國承擔參加集體行動應對共同問題的責任。各國承擔責任的多少不是以權力大小為基礎的，而是以實力大小為基礎的。這意味著，權力與責任之間發生背離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即權力大的國家不必然承擔比權力小的國家更多責任。在防止溫室效應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治理問題上，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有了國際秩序并不必然就能進行全球治理，這如同避免了戰爭并不等于就能控制住二氧化碳排放。

　　中國應謹慎提出自己的國際秩序觀

　　崛起大國提出自己的國際秩序觀是個常見現象。一戰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建立世界政府的國際秩序觀，二戰結束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建立聯合國的國際秩序觀，蘇聯提出共產主義的國際秩序觀。今天中國崛起加速，提出自己的國際秩序觀無可厚非，但需要謹慎。

　　研究中國應提出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觀應汲取歷史經驗。威爾遜提出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觀，無果而終。2005年以來我們提出了許多關于國際秩序的觀念，也未能影響國際秩序標準的改變。然而上世紀50年代我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則影響了國際秩序的判斷標準。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各國的國際秩序觀是不同的。推行本國的國際秩序觀需要特別慎重。搞不好就會卷入意識形態之爭。很多發展中國家把美國推廣其國際秩序觀的做法視為霸權主義。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認為，通過征服和控制人們的心靈來改變國家權力關系是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冷戰歷史表明，意識形態對立是冷戰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在中美兩國的國際秩序觀不同，且兩極化不斷加強的趨勢下，提出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觀能避免重回冷戰是一個重大問題。

　　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國的國際權力不可避免地會增加，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國際權力將減少，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本質又是國際權力再分配的問題。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向世界提供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其他國家會從正面理解我國不尋求世界主導權的善意，還是從反面認為我國渴望國際權力，是一個需要慎重評估的工作。新中國的歷史表明，極左和極右的思想觀念都對國家有害，但極左思想造成的歷史災難遠遠大于極右思想。如何避免極左思想對我國國際秩序觀的負面影響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