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三四線城市的市場現狀，尤其是像鄂爾多斯和榆林、唐山等等資源類城市的轉型已經迫在眉睫。靠煤炭和低端制造業的城市本來就面臨著轉型壓力，政府財政也是拮據的很。但是，這類城市的招商引資熱情卻遭遇某些央企國企甚至上市企業。全國性投資企業的不合理要求，尤其是拿地方面的所謂優惠政策，地方政府是沒有能力免費或者低價格供應土地給企業的，只能將招商引資提供的超低價或者免費供地的成本轉移到商品房開發成本中，這是我們商品房用地高漲的主要原因之一。 
    調控十年間（2003至2012年）：截止2012年M2增速5倍；2000到2010十年間，綜合地價增長297%、住宅地價增長528%、商業地價增長309%、工業地價上漲71%；房價增長5倍。也就是說工業地價一直是商品房地價補貼制，我們需要政府補貼的還有所有保障房土地，這也是我們房價上漲的基礎——地價大幅度上漲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目前有關土地的審計，直指土地出讓金的應收未收，而不是要放棄土地財政的考慮。我們置換地方債，主要是作為土地整理與基礎設施建設的地方債還債壓力太大所致。根據全國地方債務審計報告，用于市政建設、交通運輸、土地收儲、保障性住房等基礎性、公益性項目的支出占比為89%。其中，市政建設支出最多，占到35%，交通運輸設施建設占到24%，土地收儲和保障房建設分別占到11%和7%。
    財政部原副部長（現國家統計局長）王保安稱：2012年借助企業信用通過融資平臺公司發行企業債等融資年化利率達8%，通過“影子銀行”等融資成本更高，如信托融資的年化成本大多在10%以上(最高24.4%)，政府回購融資年化綜合成本大多在20%以上(最高42.4%)。如此高的融資成本，與如此高昂的征地拆遷成本，如此高昂并日益增長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主要來源是土地出讓金收入。
       而現在財政部大推的PPP模式，主要是當期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不足彌補土地整理和基礎設施開支，將未來的幾十年收益打包給建設機構和基金投資方。所以我一直稱PPP實際是騙騙騙。
        我們只關注土地財政的收入，卻很少有人關心土地財政的支出，這樣造成的誤讀，對地方政府土地整理是有害的，那么有些央企國企上市房企與不上市的全國性投資企業到三四線城市要地的要求也便沒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對于上述企業來說，卻成為常態。
        三四線城市的市場之慘淡，主要是我們的各地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乏力，財政無法支持，那么將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以置換土地的方式支付本來應該現金支付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所以我們的三四線城市的土地成本一點也不低。然而各地都存在超低價格供地甚至免費供應土地的現象。這就造成了起點的不公正。比如中部某省某市，市場土地價格300萬以上，招商引資企業土地價格10萬，這種不一樣的起點表現在市場上，就是招商進來的企業可以賣2500元/平米，而正常拿地的企業必須超過3500元/平米。市場好的時候，可以賣正常價格，市場不好的時候，逃跑的恰恰是招商引資企業。這不是市場經濟。
    據悉：中煤陜西分公司、陜西有色榆林新材料和另外一些外來企業，每家都要幾千套房子的用地，政府相關領導不想供，但政府內部意見不統一。企業也在加緊要挾中。這勢必導致土地供應量和住房存量大增，且低價拿地的結果是成本很低，盡管是職工住宅，但屬于集資建房，價格很低，對于高價拿地的大眾企業形成不合理的威脅，可能導致榆林房地產進一步混亂和低迷，遺患更大。
    三中全會，我們講的是市場資源配置，但是，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過程中，真正市場化的招拍掛操作占比到底有多少？無法統計。據我一直以來的觀察，真正市場化的土地招拍掛少之又少，尤其是三四線城市暗箱操作廣泛存在。此風不剎住，我們所謂的市場資源配置也無法完成，而且土地出讓環節產生的腐敗，才是最大的腐敗。
    希望各方充分重視土地出讓環節亂象，還市場以藍天白云。不能讓市場的不公正，妨礙中央對房地產業的期許。一切的不公正，都是我們弱小的民營企業生存的絆腳石。
    事雖難，做則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