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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永利:縣域“兩化”進程驅動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

經濟學家

2016-01-20 12253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焦永利

      在各類生產要素中，“人”是唯一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在現代產業體系中也是越來越重要、乃至到了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階段成為最重要的資本。

      因而，當前全國范圍內的人口流動是極為可喜的現象，盡管它造成了城鄉內部以及交通上的各種問題。未來還是要完善制度，讓勞動者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自由流動，促進全國范圍勞動力市場的真正實現，促發地方ZF在新一輪競爭中競爭人才要素，從而帶動城市注重生活環境、注重改善民生、注重對市民的服務，進而真正保障ZF職能的轉變和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這才是根本內在動力，從上到下的“壓力”難以實現這種內生效果。

      如果把制度建設中的民主化因素也看作是一種要素，目前其相對滯后的原因從經濟學上看就是它的稀缺性還不是很大，地方不需要通過這個要素來提高自身生產函數的效率（城市競爭力）。但是隨著未來發展，這一要素的稀缺和競爭性會逐步生發出來。新型工業化所需的要素與制度條件就是新型城市化的內涵和作用，因而這兩者是一致的，是配套的。

      這一進程與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調整也有關系。從產業結構上看，好的中心城市，高端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達，這些產業的人力資本群體稀缺，要求生活高品質、民主素質和需求較高，是各大城市競爭的對象，因而優質中心城市的此項工作是主要矛盾。目前，產業轉移趨勢使得普通工業項目向縣域拓展，其主要矛盾是縣級政權的傳統行政官僚體系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因而，目前縣域工業項目落地過程中同步沖擊、優化這一層級政權的效能和現代化程度。

      縣域目前還是處于競“資”、競“商”的階段，還未達到競爭某類生產要素的程度。為什么？因為競爭某類要素的前提是其他要素作為一個系統已經相對完善，只是需要某類關鍵要素的提升，而縣級無此完善之系統，因而需要“資”、“商”項目這種集合多種生產要素的形態打包落地，形成生產力，以一種“外在介入”的形式將市場經濟環境、運作規范、管理體系引入、嫁接到縣、鄉鎮一級，將市場經濟和規范化運作的市場擴大范圍、向下扎根，進一步推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促發地方在競爭中不斷創新，在實現產業布局優化、保持增長速度的同事釋放這些層級體制內的潛力，不斷優化促進發展的制度安排。

      但值得注意的是縣域招商有全局意義的條件是存在著一旦項目在縣域落地就能釋放生產力潛力（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產權的組合要求降低這一過程的交易成本）的空間，也就是服務于“工業化”，至于“新型”工業化并不能靠這一過程，而在于上一層級的競爭過程，即，中心區域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科技、教育、培訓、文化等部門的發展（在競爭中發展），這兩大競爭過程（新增量和舊釋放）的持續、輪替演進，就內含包容了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所需的若干制度創新需求。

      在競爭中涌現新的、好的制度安排，讓人民用足投票，啟動這一市場化為引導力量的“民主”進程，將市場經濟向下、向基層扎下去（意味著與農業就有了聯動的接點，同時，真正的市場經濟內生的城鎮體系演化、引導生成，倒是就可以廢止像縣城這種行政市場混合的別扭提法），形成全國全面深入統一市場和與之相配套的制度體系，這個體系的健康運作將使中國保持高速度的同時，提升效益，也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觀察這一進程的一個有趣角度是：當前的縣級干部幾乎沒有能入主中樞的，為什么？不是鼓勵干部從基層干起嗎？本質上還是縣一級還未達到基本之上的現代化程度，中央的管理、資金主要還是配置在中央控制的資源體系（國企、中央單位、大城市），對縣的要求可以理解為不出事就好。因而，中央勢力中尋找接班人最保險最方便也最能維護中央層面利益（當然，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全局利益）。因而，當前在縣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確實極為關鍵，是深層次的變革，是真正打通中國邁入現代社會“奇經八脈”（劉福垣語）的過程，其歷史作用怎樣強調都不算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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