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供應型短缺、勞資雙方供求錯位的結構性矛盾和二三產業用工需求重疊、同質性明顯是用工荒凸顯的主要原因。

（一）農村富余勞動力供應短缺，人口紅利在消失

勞動力供求關系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出現勞動力數量供應型短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雖然我國的勞動人口數量還在增加，但是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的數量與國際相比大大減少。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市場對就業的吸收能力進一步增強。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未能與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相匹配，使得過去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現在變得非常少，從而引發用工荒。2004年出現的民工荒，是因為中國20-39歲勞動力在2002年開始減少，但由于15-64歲總勞動力以及19-22歲最年輕的勞動力都還在增加，因此當時的民工荒并不嚴重。而近兩年的用工荒是因為各個年齡段的勞動力都在或即將減少，其中19-22歲人口在2009年達到了頂峰（1億人），之后開始急劇減少。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農村就業人數從1998年開始下降，1998年-2008年，農村就業人數年均下降0.38%。2011年發布的人口普查結果也揭示了適齡勞動力增長正在下降。

人口紅利逐漸勢弱，勞動力市場轉向賣方市場，買方市場必須通過提高勞動力價格來獲得勞動力。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每個國家都會遭遇一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轉折點，即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因而導致工資水平上漲，這意味著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王豐預測，中國人口紅利窗口期將在2013年關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預測的是2015年。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以人口撫養比指標來衡量，指出中國這一指標已經接近底部，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只是下降，而是正在消失。

（二）農民工訴求與企業需求錯位的結構性矛盾，加劇用工荒

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預期提高、議價能力增強與企業用工沒有完全打破性別、年齡等限制，導致勞資雙方的供求錯位，出現勞動力有被被浪費的現象，進一步加劇用工荒。

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預期提高，歸屬感與職業發展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敬業度的首要因素。目前新生代農民工（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的比例約為60%，成為農民工中的主流。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就業呈現“寧愿在城市富余，不愿在農村就業；寧愿在服務業拿低工資、不愿意在制造業掙加班費；寧愿在城市奮斗，不愿在農村享受”的突出特征。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并沒有根本改善，與同齡城市青年就業待遇差異較大，但對工作及精神生活的要求和變化，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頻繁換工作。

今年2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聯合工眾網發布《農民工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農民工就業呈現短工化的新趨勢，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尤其突出。受訪的2043位農民工有66%的人換過工作，其中有25%的農民工在過去7個月內跳過槽，農民工一份工作的平均時間只有2年。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一份工作的持續時間只有1.5年，而90后農民工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更短，只有0.9年，與老一代農民工一份工作持續4.2年相比大大縮短。

農民工議價能力增強。一是，東部地區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同時東部地區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加速，區域差距在逐步縮小，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機會增多，農民工回流增多；二是國家對農業扶持力度不斷加強，給農民工提供更多的選擇，使勞動者在求職中有了更大的“議價”空間。

企業用工還沒有完全打破性別和年齡限制。目前，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已經開始出現“高齡化”需求。許多企業一改以往專招年輕女工的“習慣”，在招聘中逐步改變“28歲以下”、“35歲以下”等不合理條件，將用工人員定位擴大到35歲至50歲的“識字工人”，且男女不限。而在中西部地區，40歲仍成為求職者難以逾越的門檻，今年年初，四川、重慶兩地組織企業到同為勞動力輸出大省的貴州招聘，在貴州準備招工1200余人，招聘崗位以一線生產型、管理型為主，學歷低至初中以上，但大部分企業要求求職者年齡在40歲以內，有的企業甚至要求在35歲以內。

（三）勞動力向服務業流動而出現制造業“招工難”加劇

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增強，而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用工需求依然旺盛，加劇了用工荒。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第二、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力，并將持續延續。從1981年到2009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逐漸下降，就業比例從68.1%下降到38.1%；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逐步增長，第二產業就業比例從18.3%增至27.8%，第三產業從13.6%增至34.1%。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和比例都在穩定增長，即使在經濟放緩時期也沒有出現停滯。

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型升級緩慢，企業就業人數需求依然旺盛，用工需求同質性明顯，加劇用工短缺。調查顯示，在珠三角制造業仍然是用工需求缺口最大，占到現有用工量的20%左右，用工缺口前三行業分別是制衣、電子電器和食品制造。在山東，農民工仍將繼續流向工業和建筑業，但更多農民工開始選擇餐飲、娛樂、新型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導致制造業和服務型行業缺口最大。從技能要求看，山東東部企業30.6%的崗位需初級工以上技能水平，23.4%的崗位需中級工以上職業資格，普工需求率為46%；而西部企業對初、中高、普工崗位的需求比例分別為26.3%、20.9%和52.8%，西部開始與東部企業在相近水平線上競爭工源。

另一方面，用工荒倒逼企業必須進行轉型升級，拋棄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謀取利潤的發展模式，通過創新等手段尋找市場附加值更高的經濟活動，把落后的產業先進化，在利潤增加的基礎上，增加工資、提高福利等人性化的待遇才有可能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增加工資和提高福利等措施促進企業不斷地健康成長，并形成良性循環。

（一）迫使中小企業轉型升級

近年來隨著用工荒及勞資矛盾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標志著我國廉價勞動力時代正在逐漸消失，以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代表的“中國制造”，多年來積累下來的信譽，很可能因為“用工荒”而大打折扣，曾經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企業將失去競爭力。

從長遠來看，用工荒常態化將有利于打破我國長期以來依靠低廉勞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建海指出，依靠勞動力的紅利、依靠人口眾多，被迫接受低工資的狀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于中國來講可能主要要面向國內，以國內的需求增長，特別是居民消費增長來帶動經濟，這成為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經濟體系必須要走的一條均衡之路。同時，用工荒普遍化迫使部分工資成本提升空間有限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由東部地區向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中西部地區轉移，有利于中西部開發和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這將有力促進我國產業優化升級。

（二）迫使企業調高農民工工資

提高農民工工資，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和部署。擴大內需首先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收入，解決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民工最不滿意的是工資低，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農民工作為收入分配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個群體，如果這個群體問題不解決，民富優先基本達不到，也會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巨大的不穩定的因素。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問題上，社會各界都在呼吁提高農民工工資，以此化解用工荒及勞資矛盾等社會問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勞動供給的結構性轉向，適齡勞動力供給越來少；勞動力國際流動增強；國家的制度、政策的完善與執行推進。2012年制造企業員工的薪酬將持續增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從這個角度來說，受益者是農民工。

（三）迫使中小企業讓利于員工

中小企業為了破解民工荒，為了吸引農民工，它們就有必要重建企業的“用工模式”。從勞資關系的深層次變化看，從“外來務工者求工作”到目前“工作求人”，企業不僅要重視員工的需求，而且要從市場勞動關系的變化中理性成長，開始主動作為，充分評估并滿足廣大員工日益增長的精神與知識需求、物質與環境需求等，解決員工的后顧之憂，學會“讓利”于農民工，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企業需要嘗試壓縮利潤空間，加強對員工的培訓，改善工人工作環境，給予人文關懷。例如，為新老員工統一上工傷、醫療、養老保險等做法。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是年輕人，企業除了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外，還要考慮他們多方面的發展要求，比如組織各種社會文化活動，開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設施，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