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蘋果iPhone或者iPad翻過來，你將看到“蘋果加州設計，中國組裝”的字樣。這是對一種商業模式的恰當總結，可以說是蘋果讓這種模式名揚四海;這家西方企業在國內總部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商業化活動，將生產外包給過去30年來在成本效益和制造業規模經濟方面全球領先的中國。

　　從發達國家和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很有效;中國因為經濟增長而受益，西方消費者可以買到價格更低的新產品。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人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他們對蘋果模式的依賴必須改變。這種調整反映了中國國內優秀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的看法，即廉價制造不足以支撐起中國經濟的未來。如今，中國企業正在積極地向全球商業價值鏈的上游轉移。到目前為止，有一個行業尚未充分感受到蘋果商業模式的影響，那就是醫藥行業，但如果中國政府和該國日益壯大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研群體得償所愿，那么這個行業很快將深有體會。如果這個群體成功了，大型制藥公司和公共健康部門勢必會開始感受到蘋果商業模式對藥物生產的影響，有關全球化的問題也將變得更加廣泛。

　　對于跨國藥企來說，在發達國家市場的增長前景變得暗淡期間，中國市場已經成為重要的增長引擎。2014年，中國國內非處方藥、品牌仿制藥和專利處方藥市場預計高達950億美元左右，按照目前的增速，到2020年這個數字應該會飆升至3,690億美元。如果保持這一水平，中國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藥物市場，但規模增長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一個部分是中國如何制定政策以加大藥物研發和生產力度，這既是為了滿足中國國內的健康需求，也是為了出口。

　　中國已經邁出了探索蘋果商業模式在醫藥行業是否有效的第一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估計，中國和印度大致上占到美國原料藥市場的半壁江山。去年12月，研究人員發現，在流入印度藥物生產供應鏈的前體材料中，80%都來自中國，這令印度的藥物生產商大吃一驚。中國在藥物供應鏈低端(前體材料和原料藥)的成功與該國在其他領域里的成功如出一轍：從價值鏈低端做起，然后在市場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迅速向高端轉移。現在，中國有了更大的抱負，希望看到更多的基礎科學和藥物研發活動在國內發生，這為全球生命科學研發將在哪里進行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答案。

　　自2008年宣布重大新藥創制計劃以來，中國對西方藥物的胃口已經與中央政府關于發展國內生命科學產業的明確政策相契合。十二五規劃闡明了其目標：確保生命科學行業至少占到中國GDP的4%。為了完成這個目標，中國政府已經向生命科學行業撥款，設立了20個新的“孵化基地”，并組建了政府、行業和學術界之間的多個聯盟。同時下力氣迫使國內行業采用GxP標準，此舉將使外國企業對中國合作伙伴研發、試驗和生產藥物的能力與誠信有更大信心。

　　從2008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向藥物研發領域投資了27億美元，后續計劃是到2015年再投60億美元。中國實施這些政策有兩個目標：一是確保擁有可靠的國內生產能力來生產基礎藥物;二是建立一個新的出口產業，出口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中國是否將因為這些政策而取得成功?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上海的醫藥行業連續創業者、百華協會(重要的海歸組織)的主席金克文，是在中國醫藥行業問題上最值得尊重的聲音之一，尤其是在中國企業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話題上。金克文對中國的前景保持謹慎樂觀：“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將在某些孤立的領域里表現優異……但如果想讓創新在這里或其他地方發生，需要三樣東西：人力、財力以及鼓勵和保護創新的監管框架。”中國擁有非常聰明的海歸科學家，他們的想法和經驗令中國的醫藥行業受益匪淺，至少就目前來看，中國也不缺錢。然而，在中國監管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方面，問題確實存在，這可能妨礙中國實現其目標。

　　在這些領域里的很多問題持續存在，尤其是生命科學公司的知識產權和中國在采用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MRCT)數據方面的挑戰。這導致藥物延遲，因為中國無法與西方同時引入西方制藥公司的創新藥物。中國患者因為得不到最新和創新的療法而飽受病痛的折磨;跨國藥企專門為中國進行試驗和監管審批的時候，他們眼看著寶貴的專利保護期悄然流逝。中國制藥公司自己的創新療法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審批的時候，中國監管標準與國際標準的脫軌也會給他們制造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