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的缺乏帶來的是新一輪的企業家移民大潮，精英星散，恍惚回到了1949年前的上海和1997年前的香港。對歷史稍微有一點了解的人都不會用“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之類的陳詞來指責他們。邏輯上，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深入分析，找到能夠制約權力的更大的力量，也就是這種權力的給予者：社會。社會千頭萬緒，甚至一盤散沙，只有有組織的社會才能對權力形成制約性的力量。這里，傳統的商會、工會、專業工作者協會等當然是重點，但它們都面臨如何突破舊的體制的束縛，真正成為各自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的艱巨任務。各種組織性的力量中，作為一個管理學者，這里我想呼吁大家關注的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視的一種公民社會的組織性力量：也就是資本（雇傭者）和大眾（被雇傭者）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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