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教研吳剛老師了解到，南京某中學要求，高三年級的學生家長開始輪流參加月考監考。在監考中，盡管考場外有校方工作人員巡視，但沒有老師在場。此外，高三年級早自習和晚自習也需要家長值班，早自習期間家長在教室幫收作業、晚上七點到九點的晚自習家長需要看兩個小時班。
坊間戲言，這年頭，孩子在上學，家長也在上學。有的學校，為孩子布置繁重的家庭作業、手工作業，而這些作業往往需要家長的參與與協助，甚至往往指定由家長代工。有的老師，為契合為學生減壓相關規定的外在形式，索性將家庭作業在家長群里布置給家長，通過家長向學生加壓。而等而下者，則如新聞所示，讓家長監考、早晚自習看班。
當然，從教育的角度而言，家長適度參與學生教育有必要也有好處。教育本就不是學校單方面的事，乃是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參與的一項事業，三者缺一不可。
但凡事有度。學校、家庭、社會在教育中的職責與功能雖然無法劃出清晰、絕對的界線，但大體上也有比較穩定與明確的界域。就家長而言，在教育中的職責主要應該在家庭教育方面。而家庭教育，主要應該集中在學生的世界觀養成、人生觀培育以及親情倫理觀的構建，簡言之，主要針對學生的身心層面。知識教育、理性教育就應該交給專業的人、專業的機構，也就是教師與學校來實施。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讓家長監考、看班，都不應該是家長應該承擔的職責。這本質上乃是老師推卸、弱化自身職責之舉。老師的職責被推出去了，弱化了，相應的職責必然就需要有人來接盤承擔，學生家長自然就首當其沖。
令人不解的是，按理說，老師將本屬于自己的職責推出去了，老師的負擔就應該更輕了，老師的壓力就應該更小了，但事實上不然。可以說，近年來，老師所面臨的壓力，承受的負擔有增無減。
原因在于，一方面，教師需要應付的教學之外的雜務越來越多，雜務擠占了教師本應專注教學、鉆研教研的時間與空間，令教師不堪其擾;另一方面，應試教育下成績成為衡量教師水平的首要乃至唯一指標，尤其近年來教育資源配置不公進一步強化了教育的應試性變本加厲，令教師不堪其重。
但更重要的原因實際上在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界限模糊。某些本應該由家庭、社會承擔的職責也被推給了學校，學校及教師不得不承受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缺位、疏漏所帶來的惡果。例如校園暴力，雖然發生在校園，但主要應該是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問題，主要也應該由社會與家庭來解決，但目前這一壓力主要由學校來背負;再例如各地頻發的學生自殺事件，導火索或許往往在學校，但根本原因實際上在家庭與社會，現實中則往往由學校來任責。學校不得不背負教育中所有問題、所有矛盾的責任與壓力。更嚴重的是，這一情況乃是由代表公權力意志的政府相關規定及司法相關判例共同形成的。不久前，教育部領導即坦言，他壓力最大的問題就是校園安全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此，無法承受其重的學校必然謀求轉移壓力，轉嫁責任，家長就首當其沖。在這個意義上說，教師推卸責任也可視為一種無奈之舉。只不過在這一過程中，本屬教師的職責被推出去了，而本屬家庭、社會的職責卻被留下來了。由此導致角色定位與職責功能更加混亂。現實中，家長固然為此苦不堪言，而校方及教師也并沒有更輕松，同樣為此苦不堪言，原因即在此。
是以，中國的教育需要一次針對各個角色的功能梳理與職責定位，需要通過法律與共識使它們各司其職、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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