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做管理的，不論是管理國家還是企業，均希望在自己任內能顯現最大成效。這既是人生自我實現的體現，更是輝煌事業更大的機遇。但如何變，如何改，如何革則具做人做事的大學問。
從現代企業管理理念說，局部的有意圖地改變多稱之為創新，系統全方位的整體改變則更多是變革概念。西方喜歡用創新二字。中國國學則只用一個“變”字來演繹，如易經的“易窮則變”。創，含有一定的盲目性；新，不過針對舊的狀態說的，并不等于一定會得到正確的結果。創新是有風險的，總體上說，絕大多數企業都是在創新中創死的。
易經說“吉兇，生乎動者也”，一動就有吉兇，怎么動，心如何動很關鍵，這直接涉及生命福報的積功累德命理問題。從人生大智慧上說，這是“以道御術”問題。易經《系辭》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下萬事萬物發展到窮盡處，是勢盡了的問題，變就是必然。怎么變，要根據什么來變？變容易，不能變錯了才是關鍵，變對了才能長久，才能天長地久、基業長青。怎么才能變對呢？要通達，通什么？通道明理。這樣做事才能合符萬事萬物的道理，這也是孔夫子所說“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境界。通道才能一切順利。
習近平自主政以來，其對治國核心理念語錄式的闡發，一系列針對性極強的政策連續出臺；一系列相關法規跟蹤巡視成效；一系列耀人眼目的國際出訪；一系列親民務實的國內考察；一系列領袖風格類事件曝光的影響力公關等等，無不反映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本屆政府對社會變革的整體布局和掌控水平。這與企業變革本質上沒有兩樣，企業不過是個小國。從變革管理角度來看習近平治國內在理路可謂一目了然，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準確定位問題，變革精準切入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存在問題，即使在順境中眼前問題不明顯，仍有前瞻未來，布局未來，防患于未然的風險問題，在企業管理理論中就是戰略管理問題。所有的變革均是從問題開始。但問題有很多，本身即是一個動態的體系。有一般問題，核心問題與關鍵問題等，中國古人用一個成語就全概括了，即輕重緩急問題。有水平的領導必然是根據輕重緩急問題進行系統規劃和布局的。
習近平對當前中國改革進程中的輕重緩急問題之定位不可謂不準確。自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開始，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經過第三代、第四代共三屆政府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其成果遠超西方一百五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
但萬事開頭難，鄧小平時期，更多的是堅定改革開放的信念，解決黨內對發展理論的爭論問題，統一思想，為全面改革開放摸索道路，奠定改革框架，奠定理論基礎。所以，對應那個時代問題的理念理論就有“摸著石頭過河”口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理論的出現。
江澤民時期改革開放如火如荼，最明顯特征就是各級政府不惜損害一切地追求GDP，城市擴容，圈地賣錢，房地產業空前發展。不論是環境還是產業布局，還是其它資源的再生利用，整體缺乏系統性。由此帶來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環境資源受到極大損害，問題越來越嚴重；二是以地產暴利為龍頭的產業體系造成水泥、鋼鐵等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經濟日益泡沫化；三是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貧富差距越來越顯著，一些特權階層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大肆貪污腐化，特別是與地產資本的狼狽為奸最為嚴重。
胡錦濤時期不得不面對以上三類核心問題，從胡錦濤提出的治國思想口號最顯而易見。對治第一、第二類核心問題的思想是“科學發展觀”、“美麗中國”，及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一系列舉措，強調產業發展的系統性、持續性和環保，對治效果較為明顯。對治第三類核心問題的口號則是“建立和諧社會”、“八榮八恥”。在這些對上屆政府核心問題糾偏的過程中，中國仍保持高速發展，物質文明幾乎發展到極致。
但由于既得利益的勢力集團對權力的把持，“和諧社會”國策也只能靠經濟蛋糕的龐大適當均分給國民，這就是上屆政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不斷增加中間層的“橄欖模型”。具體表現就是給農民補貼，給國民加工資，社保、醫保的全面普及，及增大醫保報銷額度等等增大大眾福利。“八榮八恥”不過是道德層面的一個口號，對貪污腐敗幾乎沒有約束力。并非胡錦濤、溫家寶不知道反腐的意義，只能說情勢未必到了生死關頭，要打破原來勢力的平衡，拿自己的政治命運冒險，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一般人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習近平主政后，這個遺留下來的問題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也自然成為了最主要、最嚴重矛盾。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加上金融危機造成外環境的不景氣，進一步的治國成效必然難以顯露，按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改革開放容易的部分已經做完了，現在是進入到深水區，是要傷筋動骨的。
從國學對社會文明的發展規律來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一個太極的兩儀，當物質文明發展到極致，精神文明衰敗到極致時，陰極陽生，物極必反，精神文明的重塑正臨關鍵機緣。從風險角度論，改革已經到了新舊勢力根本利益的角斗階段，誰能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核心問題徹底解決，必然是自毛澤東、鄧小平后中國最具聲譽的領袖。風險和機遇永遠是并存的，從習近平主政后一些列大刀闊斧的反腐舉措來看，他的政治遠見和抱負顯露無疑。
另外，從命理學或從歷史唯物主義上論，每屆政府均有其各自歷史使命，缺少任何一屆的累積和過程都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很多學者在褒貶各屆政府時在這點上往往關注不到，所以會顯現各自偏好和緣分。
二、頂層設計，系統布局
任何變革在內容上均具內外兩個層面，在時間維度上均具變革前與變革后兩個展開層次。其中，變革前的內在層面——平衡各方利益、重新構建利益平衡體系最為關鍵，直接關系到變革成敗。 因此，在變革前必須深謀遠慮，這也是所有大型變革必須做“頂層設計、系統布局”的緣由所在。
習近平在高層干部內的一個講話中也談到“改革現在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綁架了，一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阻擾改革”，都反映了習近平的關注點和核心憂慮所在。最為核心表現的是各類產業龍頭的房地產業，也可謂是各國經濟的晴雨表。
江澤民主政時期，房地產得到空前發展，各地政府賣地圈錢，各類政治利益集團挾權勢之便推波助瀾，房地產業成為中國最大的腐敗溫床。時值國際經融危機的爆發，胡錦濤時期不得不著手抑制。我們的平民總理溫家寶甚至多次承諾，任期類一定要把房價降下來，讓老百姓買得起房子，但終究事與愿違，卸任時房價仍然高居不下。
既得利益者及被地產業收買的學者們經常攻擊上屆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對經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四萬億救市國策更多非議，其實都是自說自話，自以為是者多。經濟學家更多純屬從經濟領域的發展規律論時局，對國際國內政治力量平衡的大局觀洞見不多，經常脫離當時的政經環境背景議論時政。這點習近平在《毛澤東120周年誕辰講話》中還特別強調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
一個國家的國策總體要綜合考慮到政治、經濟、軍事、國際聲譽，以及近期或長遠利益等因素，須平衡各方價值。溫總理當時以行政指令方式直接干預地產業發展，希望以快刀斬亂麻方式解決地產問題，當時情勢內憂外患，也是無奈之舉。如能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將以一批地產商及其過剩產能的相關產業的倒閉為代價，換取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雖說經濟硬著陸代價大點，但總體局勢能把控并非不是一個辦法，對于國家來說也是最經濟有效的舉措。比起西方經濟學者的“休克療法”還是要好得多吧。但為什么很多政令出不了中央？地方政府表面迎合，實質抵制。表面是地產問題，實質是與各利益集團的角斗問題。之所以沒有成功，只能說胡、溫政府在盛世已成就功業下當時并未下終極攤牌決斗的決心，對一些強權勢力抱著任期內平衡過渡的心態吧。
習、李政府不可能這樣平衡下去，那意謂著本屆政府將一事無成。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并非虛言，那些占到了位子憑著局部制衡就以為可以抗衡的人實在不太明智。清朝的和珅經營了一輩子，謀權謀財可謂富可敵國，權傾天下，嘉慶皇帝繼位后一夜之間就沒了。很多人就是不明白，用盡手段所斂的大量財物不過是臨時存在你處。社會中的資源總體是平衡的，不會消失的，不在這個鍋里就在那個鍋里，不過是被社會各色人等換了個地方臨時存放而已。
習、李這屆政府在兩個方面有明顯體現，足可彰顯其決心。一是習近平主政后對軍隊高層的一系列調整。政治家都清楚，根本決斗的成敗決定于對軍隊的牢牢掌控。二是新政府對房地產業的態度。習近平、李克強主政后，對房地產業的調控相比較胡、溫時期始終都沒有特別明確的表態和政策動作，為什么呢？并非不清楚房地產這個堰塞湖的危險，只是更為系統、理性和深謀遠慮，將之作為政治反腐、經濟稱雄的深層次整體布局予以考慮。
這種思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總體指導方針——“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顯露無疑。這是房地產業真正的調控期，房地產業這匹脫韁的野馬將逐漸步入正軌，房價下跌趨勢必然形成，各類既得利益者將如溫水中的青蛙逐漸被平衡掉，伴著而來的則是經濟的穩步回升和步入良性發展，股市也將逐漸進入牛市。
三、變革文化導入
任何變革均意謂著很多事物必須發生改變，說到底都是人的意識問題。所以在變革中必然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即贏得大多數人員的支持。怎么才能贏得大多數人呢？統一的的理念、思想，因為組織的行為終究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均是受思想意識指導的。
那怎樣的思想意識才能贏得支持呢？必須是正確的。怎么才是正確的呢？必須是符合真實、真相、真理。再追究下去就很容易明白了探究真實、真相、真理的意義了，真理意謂著能洞見真實。現實社會中的真實是什么呢？符合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
所以，變革文化的導入總體均是圍繞大多數人利益，通過倡導相關理念進行各類造勢，提升民眾的關注度，終究是為統一思想，贏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樣的變革才有成功的保障。而且不同發展階段要有不同先進思想或理念做引導，這是最為體現一個領導掌舵功力的地方。
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關鍵時期的領袖均深諳此道。毛澤東在共產黨不同發展歷史時期均有不同鮮明思想提出，也很懂得搞運動：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破滅，共產黨人被大量屠殺時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延安土改時提出“推翻壓在農民勞苦大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和“打土豪分田地”； 1941年針對左右傾等不良思潮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三大戰役取得勝利后直接提出“打到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解放后提出“為人民服務”等，也包括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造勢上都有明顯顯現。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剛起步時針對黨內路線紛爭，適時提出真理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針對香港回歸提出“一國兩制”；針對國內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疑慮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等等。
從習近平主政后的一系列方略來看，可謂深明此道，也是其智慧顯現。2013年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上表示，2013年的中國共產黨和1948年的國民黨情況相似，如果不徹底改革，將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他還指出中華民族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要么發展生存要么走向災難。
他在中央黨校的談話中也談到，當前很多黨員干部有三個字可以形容——假、大、空，中國國民的意識形態缺乏一個國民公認的價值道德體系。全民性缺乏健康理想，腦袋空空，窮得只剩下錢了。踐踏法制、蔑視人權、道德喪盡，使得共產黨的執政喪失人心。大批裸官、知識精英、財富精英逃離中國。民眾怨聲載道，逢官必罵。
指出危機，點出涉及共產黨坐天下共同利益、長遠利益的癥結所在，為正在進行的變革或未來的革命轉變認識，尋找認同，凝聚人心，亦是在進行理論構建與鋪墊。這類環節任何變革管理均是不可或缺的，企業中稱之為企業文化的導入。
（待續……）
四、定規矩，立標準，制度化（略）
五、嚴格執行，強化落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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