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內人看來，數據治理是每個組織全面數字化轉型的基礎，這是得到專家圈里普遍共識的，對此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罕見。可無論是數據治理還是更普遍一些的數據管理，中國各類企事業單位的狀況都不容樂觀。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宏仁在2020年7月就曾撰文指出：“調查顯示，僅有37.84%的大型工業企業、46.67%的中型工業企業、13.64%的小型工業企業開展了數據管理工作；大多數工業企業缺乏專門的數據管理部門，投入數據管理的人、財資源也非常有限，更談不上頂層規劃和戰略管理。”如果說對生產管理和品質要求比較高的工業企業尚且如此，我們憑常識可以推斷其他傳統行業就更不樂觀了。

      2020年8月19號國務院國資委頒布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企業必須構建數據治理體系：“加快集團數據治理體系建設，明確數據治理歸口管理部門，加強數據標準化、元數據和主數據管理工作，定期評估數據治理能力成熟度。加強生產現場、服務過程等數據動態采集，建立覆蓋企業務鏈條的數據采集、傳輸和匯聚體系。加快大數據平臺建設，創新數據融合分析與共享交換機制。強化業務場景數據建模，深入挖掘數據價值，提升數據洞察能力。”毫無疑問，不能真正認知數據價值的企業，不能掌握數據治理方法的企業，不能構建基于數據的業務體系的企業，必將進入淘汰之列！

      當代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指出：“動蕩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蕩本身，而是仍然用過去的邏輯做事。”此話當真！為什么當前中國各類企事業單位的數據現狀如此不容樂觀，不是說這些企業在數字科技的裝備上投入少了，今天的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幫助企業采集海量的數據，技術已經不是瓶頸，技術也不是問題。問題在哪里？歸根到底還是我們大量中國組織的傳統認知結構已經明顯跟不上新形勢的要求了，改變認知結構意味著一場脫胎換骨的認知革命。

     過去我們愿意花大價錢引進各種國際一流的新技術裝備，以為愿意花大價錢了就可以換回前沿技術了，這個在思想認識里是有巨大的誤區的！對此習總書記2018年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擲地有聲：“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

     每個組織過去對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和今天對數字化轉型的推動都會遇到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即使我們把企業應用數字科技籠統地歸入技改層面的工作，可外購回來的技術裝備要形成生產力也是自己要辦好的事情，而數字科技和其他工業技術明顯不同的地方，就是必須先有合適的數據資源和能力才能讓這些數字化裝備發揮出預期的生產力效用，數據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什么是生產要素，就是生產力形成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無法形成對應的生產力，這很明顯不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對于生產力、生產范式乃至生產關系新認知結構層面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順企業必須開展數據治理工作的邏輯，沒有合適的數據資源和能力就不具備形成數字經濟新型生產力的條件，數據要素就成為一句空話，而對于任何一個組織來說數據要素如何形成，歸根到底還是通過組織有效的管理體系和治理機制來形成的，自己的數據終歸是在自身的生產和管理活動中采集和積累而來的，現在大多數購買外采的數字裝備都不會開放充分的數據訪問接口，這樣本質上就成了一個數據或者說信息的黑箱，如何理解數據黑箱，就是離開了這個裝備，把它們采集的數據都給你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用，而實際上大量的數字化系統連數據提取接口都沒有給用戶提供。

     這樣的黑箱從發展的角度不但無法幫助企業形成自主可控可持續的數據生產力，甚至會成為企業生產力發展的瓶頸，無論在生產還是管理上，我國企業缺乏對數據資源的掌控權都成為組織業務發展的短板和弱項，同時也成為技術進步的卡脖子問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面前，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的大背景下，聚焦“卡脖子”清單、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限制，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長治久安的必答題，對此怎么辦，只能在形成自身的數據治理能力的時候逐步用各種方法打破數據裝備對數據資源的封閉和壟斷，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打開這個黑箱。

     我們搞清楚這個問題的邏輯后，再回過頭來看企業如何在新時代的數字化競爭中勝出的問題。《孫子兵法》講勝的問題如下：“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新時代的數據治理等同于知勝之道，新時代競爭需要我們有一個全新的認知結構，數據是新時代基礎性的物質條件，數據雖然不是物質，但數據要素卻是數字化智能化新生產力的物質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去追求智能化是緣木求魚、水中撈月。

     而僅僅擁有物質條件毫無疑問是無法確保一定取得勝利的，想要取勝，就是剛才孫子兵法那段話背后另外一層的意思，我們還需要取勝的信念。因為決勝絕不是物質條件準備好了，敵方也疲軟了，一切就都能取勝了，它還取決于你有沒有這堅定不移的信念。

     筆者在前面多篇文章中都反復強調了數字化轉型和數據治理的落地工作是一條漫漫的長征路，我們看IBM、華為這樣的國際化大企業，經過二三十年了還在為此篳路藍縷、埋頭用功，沒有信念的企業只能是隨波逐流蹭熱點趕新鮮，今天建建數據中臺，明天搞搞業務中臺，后天又張羅下技術中臺，看得熱鬧，可搞來搞去都是淺嘗輒止，其核心的數據資源和數據管理能力還是不強，結果是花了很多冤枉錢后卡脖子問題還是沒走向根治的方向。

     信念產生自覺，對于數據治理我們同樣需要信念產生的自覺，這樣我們做各種決策和行動才會從長遠利益和全局發展的角度，并且從行動中收獲和積累道路自信，如果沒有這個徹底想清楚后的信念，我感覺目前很多組織領導人對于數據要素也好、數據治理也好、乃至于數字化轉型也好，都只是停留在說說看的層次，嘴里喊要愛，身體卻很誠實，就是不敢動。

     話糙理不糙，雖然有朋友也曾好心勸過我，丑話傳千里，但今天我還是要說一句丑話，那些沒有改造自身組織文化和認知結構的數字化轉型工作，在我看來很多就是扯淡！

（2021年2月25日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