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要永遠讀下去”

    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是毛澤東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闡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時，就列舉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1944年春，他讀了陜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義——大順帝李自成》一書，感到“獲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評價說：“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同時，他指人將該書“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

　　對于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長期武裝斗爭、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毛澤東來說，他更加關注的，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

　　1944年3月，就在毛澤東閱讀《永昌演義》期間，郭沫若應約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后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同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毛澤東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國統區的危機四伏同解放區的欣欣向榮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諳國民黨沒落衰微的黃炎培向毛澤東坦陳：沒有哪一代統治者能跳出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對此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國范圍的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將來的新政權如何鞏固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告誡全黨：要特別警惕“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謹防在“糖彈”面前打敗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為了有效防止黨內驕傲情緒的滋生和蔓延，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

　　同年3月下旬，黨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行前，毛澤東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堅定地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另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從涿縣到北平的火車上，直到黨中央臨時駐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說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從蘇聯回國經過沈陽，由于當地招待有些鋪張，“主席很生氣，接見干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搞鋪張浪費）我們不能這樣做。”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不僅是毛澤東的思考，也是當時黨內許多領導人的共識。1948年12月，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時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對李自成從奪取政權到喪失政權的歷史悲劇，建國后的毛澤東始終給予關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讀到《三國志-張魯傳》時，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內的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農民起義，并對其性質和階級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并將該書寄送毛澤東。1966年夏，姚得知毛澤東已于百忙中閱讀了該書，認為這部書雖然有些問題，但應該讓作者繼續寫下去，將全書寫完。1975年11月，82歲的毛澤東對姚雪垠關于繼續寫作和出版小說《李自成》的來信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澤東長期以來保持的“李自成”情結，折射出他時時擔心政權不穩、江山變色的強烈的執政憂患意識。前人的教訓，歷史的警示，不僅深深地銘刻在毛澤東的記憶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決策和措施，如建國初期開展的“三反”運動、全黨整風運動等。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明這些決策是正確的，許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