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婦從蘇聯乘飛機飛回延安。

雖說當時毛澤東已經是中共的領袖，然而，王明卻是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明擺著是毛澤東的上級。

新來乍到，王明儼然欽差大臣，在延安作長篇報告，毛澤東等“洗耳恭聽”。

王明回國不久，他和陳云、康生一起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籌備中共“七大”的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以王明為書記。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慶樹同周恩來夫婦及博古一起去武漢，同國民黨代表陳立夫進行國共合作秘密談判。從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王明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和斗爭，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間，不光是政見不同，而且王明明顯地表現出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覬覦。他擅自擬定了中共中央委員名單。他在武漢，經常以中共中央名義，擅自對外發布宣言，甚至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談話。他還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從延安遷往武漢……由于他的政見與毛澤東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漢擅自發表的中共中央宣言，與延安毛澤東的主張不同，在外界造成惡劣的影響。

王明深知欲取毛澤東而代之，最為關鍵的一步棋，那就是共產國際的表態。

就在這時，有一位蘇聯人要從武漢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存在原則性的錯誤……

王明期待著來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軍用運輸機從莫斯科飛往中國，上面也坐著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著病體，好不容易跨雪山，過草地，到達陜北。由于病情越來越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派紅軍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當時，王稼祥穿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來到上海。在上海，潘漢年通過宋慶齡的關系，說是一位植物學教授要去比利時考察，弄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護照。這位“植物學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賀誠的陪同下，終于來到了莫斯科。在蘇聯，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療，身體日漸復原。

當王明決定回國時，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稼祥的這一任命，是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決定的。

當時年已五十六歲的季米特洛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富有聲望的活動家。他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領袖。后來，出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并主管中國事務。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發覺王明和中國國內領導人關系緊張，而且王明夸夸其談，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

正因為這樣，當王明回國之際，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來談話。 據王稼祥回憶：

“季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當王稼祥回國的時候，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極為重要的指示——中共應該以毛澤東為領袖！王稼祥還隨身帶著一只皮箱，里面裝著三十萬美元現鈔——共產國際支援中國革命的一筆經費。

飛機降落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之后，不能再飛往蘭州。一支八路軍車隊前來接他以及他帶回的一批軍用物資。車隊取道蘭州赴延安。

車隊離開蘭州之后，在茫茫黃土地上前進。途中，突遭土匪攔劫。為首的土匪，絡腮黑胡，雙目射出兇光。車上那三十萬美金現鈔，頓時處于最危險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頭子手槍的逼迫下，先是打開幾只大木箱。打開一看，箱里盡是一些俄文書籍和雜志，土匪們毫無興趣。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鎮定自若地打開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國民黨銀行印行的紙幣，送給土匪們，又摘下手表，送給土匪頭子。他說明自己是八路軍，沒有錢財。土匪見他和車隊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軍軍裝，就叫他們轉過身去。過了好久，背后沒有動靜。王稼祥回頭一看，土匪早已不見蹤影。

幸虧王稼祥機智，在迪化把三十萬元美金轉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鋪了書籍，躲過了飛來橫禍。

自從受土匪驚擾之后，車隊加快車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機極度疲憊。車近延安時，王稼祥乘坐的那輛卡車的司機打起瞌睡來，車子一下子翻進溝里。眾人大吃一驚，趕緊停車，跳進山溝，把王稼祥從車內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無恙，從地上拾起眼鏡，眼鏡也沒有摔碎！原來，那輛卡車翻下去時，正好有一棵大樹擋了一下……

王稼祥經過兩番“歷險記”，終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因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以來，已經相隔四年多沒有開過中央全會，許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討論解決，尤其是王稼祥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

中央決定由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要他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畢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從其他途徑獲悉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拒絕前來延安。他復電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漢向他個別傳達，甚至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召開！

王稼祥把王明復電交給毛澤東看，經毛澤東同意，又以王稼祥名義，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負責。”

到了這等地步，王明看了電報，不得不于9月15日前來延安。

這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起在延安召開。會議開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結束。王稼祥擔任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秘書長。會上，由王稼祥詳細傳達共產國際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頹然失色，從此失去他的“王牌”——來自莫斯科的“尚方寶劍”！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是毛澤東戰勝王明的會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而中共的這一領袖的更換，在當時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共產國際，又稱“世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袖的更換，照理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遵義會議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和紅軍處于危急之中，而當時又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不經共產國際批準而自己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產國際批準這一組織手續，毛澤東一直讓張聞天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因為張聞天畢竟是在蘇聯學習過，受到共產國際直接培養。

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就大不一樣：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了最困難的境地，贏得了很大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一致公認，而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面臨王明的嚴重挑戰時，共產國際明確支持了毛澤東。從此，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 ——盡管這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名義上還是張聞天。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高度評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起的作用：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