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是“四人幫”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數最多、最大的1個冤假錯案，也是導致鄧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難的直接原因。

　　“天安門事件”的爆發

　　“天安門事件”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它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林彪、“四人幫”就打著毛主席的旗幟，煽動“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內戰”，搞得我們黨無寧日、國無寧日。黨的十大以后，“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更加瘋狂反對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

　　1975年，周總理病重期間，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工作，給遭受林彪、“四人幫”災害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可是，“四人幫”卻利用各種機會，不斷地向毛澤東吹風，說鄧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支持鄧小平搞整頓，抓生產，卻難以容忍鄧小平否定由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毛澤東發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小平被定為“右傾翻案風”的“風源”。但是，對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廣大干部和群眾是想不通的，因為他們親眼目睹并切身體驗到了鄧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間各項建設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也看清了“四人幫”的危害性，因此，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抵制這場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中國人民沉浸在極大的悲哀之中。

　　在為周恩來總理治喪期間，“四人幫”發出種種禁令，竭力阻撓群眾性的悼念活動。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準人們佩黑紗，不準戴白花，不準開追悼會。人們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掛白花，朗誦自己寫的詩歌。 14日，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發表了《大辯論帶來大變化》一文，聲稱“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于教育革命的大辯論”。而這一天，正是群眾性的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達到高潮的一天。

　　不僅如此，在周恩來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對《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魯瑛說，總理逝世“沒有報道任務”，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字樣。從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會以前的6天當中，新華社只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和舉行吊唁的兩條消息。

　　在討論誰為周恩來致悼詞時，“四人幫”更是有意把鄧小平排除在外。只是由于葉劍英的堅持，“四人幫”才只得作罷。

　　1月15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為周恩來致悼詞。這也是1976年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國電視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一號文件：“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一號文件”下發后，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專管外交。實際上，“專管外交”也是形同虛設。他在黨內、政府內和軍內的職務雖然還沒有免除，但實際上已不能工作。

　　這時，“四人幫”也加緊了“批鄧”的節奏。2月20日，江青在關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會議期間，與上海代表談話時攻擊鄧小平，說：“他是一言堂，獨立王國，法西斯。”并恨恨地說：“要集中火力揭批鄧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里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個省、自治區領導人會議，并發表長篇講話，用最惡毒的語言說：“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是“反革命老帥”，“是個大漢奸”，“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要共同對敵，對著鄧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將經毛遠新請示，毛澤東同意，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作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關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要求組織縣、團以上干部學習。“批鄧”運動正式在全黨大規模開展進行。在這新一輪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沖擊下，1975年以來經過全面整頓剛剛出現的穩定和經濟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壞，全面整頓中提出并實行的許多正確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頓中被撤職和調離的一些造反派頭頭和武斗分子重新殺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戰火重新燃起。許多地方社會再次陷入混亂，工業企業完不成任務，工廠停工，甚至連工人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一些鐵路樞紐重新癱瘓，交通堵塞，貨物積壓，列車晚點。全國再度陷入大動亂、大批判的局面。

　　與此同時，3月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在一篇報道中公然刪去周總理給雷鋒同志的題詞。3月25日，《文匯報》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人們馬上看出來，這射向周總理的兩支毒箭，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危險信號。

　　《文匯報》制造的這兩起反對周總理、攻擊鄧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總理去世，人民已經悲痛萬分。“四人幫”肆無忌憚地“批鄧”，更激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實際上，從2月開始，全國各地已相繼出現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頭貼出了“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不揪出文匯報的黑后臺誓不罷休”等革命標語，并紛紛走向雨花臺，向周總理敬獻花圈。當上海開往北京的列車路經南京時，南京人民又把標語刷在車廂外面。這輛列車飛過長江、越過黃河，把南京人民斗爭的信息傳遍了津浦路，傳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對于《文匯報》的這種反革命行徑，早就義憤填膺了。工廠里、學校里、機關里、部隊里，到處議論紛紛。捍衛周總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再一次把人們吸引到天安門廣場。一場驚天動地的斗爭開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活動達到了高潮。雖然“四人幫”下了這是“鬼節”，不許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蹤盯梢，不怕打擊陷害，爭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門廣場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僅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就達200萬人次以上。這場聲勢浩大的自發的群眾運動，從悼念周恩來開始，一直發展到聲討“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人民抗議運動。在抗議的人群中，有的展開用鮮血寫成的悼詞，表達失去周總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憤怒聲討“四人幫”，公開為鄧小平辯護；還有的人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松樹上掛了許多小瓶子，呼喚“小平”，表達對鄧小平的敬意。天安門廣場成了聲討“四人幫”的主要戰場。

　　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和抗議活動，引起了“四人幫”的極大不安。他們在暗中加緊進行對這場人民抗議運動的鎮壓活動。

　　4月2日，在“四人幫”的直接操縱下，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1個3層小灰樓內，成立了1個由首都民兵、警察、衛戍區部隊組成的“聯合指揮部”，抽調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隊，做好了隨時出動的準備。當日下午，指揮部就擬定出了《對天安門廣場出現各種問題的處理辦法》，提出了具體對群眾進行鎮壓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親自到天安門廣場查看情況。當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詩詞挽聯時，指示公安部馬上派人去拍攝那些“反動詩詞”，以做日后“破案”的證據。姚文元也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門派出便衣在天安門廣場到處拍照取證，并且開始抓人。至當晚10時，天安門廣場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會議把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的性質定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會后，毛遠新把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會議決定，當面報告了毛澤東。報告中說：“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今年“就抬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毛澤東圈閱了這個報告。

　　“四人幫”為了達到他們打倒鄧小平、將鄧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說他是事件的總后臺。事實上，“天安門事件”期間，鄧小平正住在位于寬街的家里，已完全處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跟事件毫無關系。后來鄧小平在1979年9月明確地說：“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后臺，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當時，雖然群眾對“四人幫”瘋狂打擊、誣陷鄧小平同志憤憤不平，但在天安門廣場活動的最初幾天，在詩詞、傳單中，并未提到鄧小平，“四人幫”及其心腹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有一次，人民日報的《情況》登了一期所謂“一小撮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的罪證照片，姚文元看后大發雷霆，立即打電話給他的心腹說：“為什么用這些照片？雜亂無章，有打破頭的，沒有一張與鄧小平有關系的。”為了搞“與鄧小平有關系的”，他們竟然從鄧小平的親屬身上打主意。

　　同“四人幫”這些人打了這么多年的交道，鄧小平太了解他們了。所以，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開始后，鄧小平一再叮囑全家人，在這個時刻，不許去天安門廣場，不能給“四人幫”以任何借口。因為當時正在“揪后臺”，他們正在說鄧小平是這場運動的“大后臺”。如果在天安門廣場現場抓到鄧小平的家人，那就會立刻成為他們栽贓的“證據”。鄧小平的家人知道，這時的政治形勢已經發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刻，所以他們都服從大局，遵從他的命令，不去天安門廣場。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聽說鄧小平有個女兒在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工作，該所送了2個花圈到天安門廣場。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記者到那里去，要記者通過內線，搞到所謂深層情況，以說明挽聯都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他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后臺。其實，鄧小平的女兒當時生病在家，既未參與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門廣場。即使這樣，那位記者還是寫了情況，并用“鄧小平女兒所在的科技處做的花圈上寫著”這種別有用心的句子，說明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的活動，同鄧小平有關系。

　　4月4日晚一位記者從天安門廣場抄回一份傳單，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魯瑛感到這個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編排印送，連忙打電話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開會，聽到有關鄧小平的話，還沒有聽完便急不可待地說：下面的不要說了，手抄一份給我。會快完了，我要到會上說。

　　這時，中央政治局正在召開有關天安門廣場群眾活動的緊急會議。北京市負責人吳德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他在介紹了天安門廣場上送花圈和詩詞的情況后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活動。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明顯的是拿死人壓活人，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質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逆流。過去都說相信毛主席，這次根本不提主席，敵人比過去更猖狂。

　　那份及時送來的傳單，更為“四人幫”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謂“證據”。政治局會議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么多人，公開發表“反革命”演說，這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斗爭大方向。”江青等人還蠻橫地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走，要抓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會議決定采取緊急措施，應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時，在做足了輿論上的準備之后，“四人幫”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進行大規模的鎮壓。晚6時30分，天安門廣場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時開足了音量，反復廣播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奉命發表的廣播講話。講話宣布“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場的群眾立即離開廣場。9時30分，1萬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進入天安門廣場，包圍了滯留在廣場的群眾。當晚，無數群眾受到殘暴的毆打和逮捕。這就是我們黨和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天安門事件”。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聽取了關于“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匯報，會議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為《人民日報》炮制即將于4月8日發表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現場報道時，姚文元明確提出：“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

　　4月7日，毛遠新根據姚文元親手組織炮制的這個“‘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向毛澤東匯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誣蔑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是“反革命活動”，誣蔑“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聽完匯報，毛澤東作了以下指示：“據此撤銷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華國鋒任總理”，提議華國鋒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開發表這篇“現場報道”。

　　7日中午，“四人幫”在人民大會堂慶祝“勝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說：“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張春橋也乘著酒興惡狠狠地說：“這幫家伙寫那些反動詩，就是要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關于“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在會上，“四人幫”一口咬定鄧小平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后臺，并說鄧小平曾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江青和張春橋還別有用心地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沖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對于“四人幫”說的鄧小平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直接指揮一事，主持會議的華國鋒提出，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以便核實。經討論，決定讓汪東興去問鄧小平。汪東興懷疑“四人幫”要借“群眾”之名去抓鄧小平，因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經組織了一次“群眾”抓彭真和斗爭彭真。汪東興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需請示毛主席。所以他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并沒有直接去找鄧小平談話，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了政治局正在緊急開會討論“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的問題的情況。汪東興向毛澤東匯報可能有人會去沖擊鄧小平。毛澤東說，不能再沖擊，不能抓走，并問汪東興有沒有辦法。汪東興建議，把鄧小平轉移個地方，可以轉移到東交民巷17號那個房子去。毛澤東同意了。

　　在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后，汪東興立即布置中辦警衛局準備東交民巷的房子并讓有關人員立即做出1個警衛方案。交待完后，汪東興讓人通知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說要找鄧小平談話。同時，汪東興派人找了一輛不太顯眼的車子，去寬街把鄧小平接到東交民巷。

　　在東交民巷，鄧小平見到了汪東興。汪東興將有關情況告訴了他，問他是否曾坐車到天安門進行“指揮”。鄧小平十分坦然地說，他只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發，根本不是什么“指揮”。汪東興叫人再去把鄧小平的夫人卓琳接來。等卓琳到后，汪東興對鄧小平說，可能有人要沖擊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當汪東興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辦完這些事趕回到人民大會堂時，已經是晚上了。這時，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問他，和鄧小平談得如何？鄧小平是不是坐車到天安門直接進行了指揮？汪東興如實回答。張春橋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滿，他讓汪東興寫個談話記錄，遭到汪東興的拒絕。

　　后來，江青曾經幾次在政治局會上說過，不知道鄧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沒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間，汪東興沒有把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的事告訴過任何人，才使鄧小平沒有受到“四人幫”的沖擊。

　　4月7日，就在鄧小平住進東交民巷的那天晚上的8時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兩個決議。

　　第1個決議的內容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第二個決議的內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

　　4月8日，《人民日報》和全國主要報紙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決議及《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國各地開始學習中央的兩個決議，進行政治表態，組織聲討鄧小平的集會游行，繼續搜捕“天安門事件”的參加者和“幕后策劃者”。一時間，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幫”在北京公安局的親信共收繳詩詞、悼文原件583件，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悼文照片和現場照片10.8萬多件。“四人幫”從中選取重點600余件編成所謂的《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他“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1984件，連同“天安門事件”當時在內，共拘捕群眾388人，以隔離、辦學習班、談話等方式進行審查的不計其數。僅在北京市，被觸及的群眾就數以萬計。

　　“我出不出來沒有關系，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隨即結束。

　　“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是，鄧小平的政治命運并沒有立即得到改變。當時，中央還在重申“批鄧”，仍不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雖然已回到寬街的家里，但仍處于被軟禁的狀態。盡管如此，鄧小平仍然給華國鋒寫信，對中央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表示由衷的高興和堅決的支持。但是，對鄧小平的表態，華國鋒不予置理。

　　這時，社會上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卻越來越高，葉劍英等許多老同志都在四處活動，并向華國鋒提議，盡快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恢復他原來的職務。但對葉劍英等人的這個提議，華國鋒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我建議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他吧？參加了政治局，恢復了工作，總不會跟我們挑剔吧？”李先念馬上表態：“同意！應該讓小平同志盡快地出來工作。”但華國鋒不表態。

　　但在葉劍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當時，鄧小平正因病住在301醫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華國鋒有個講話稿，送給葉劍英提意見。葉劍英提了兩條：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估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的起草人對葉帥說，您的幾條意見，我們已向華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見修改了，對小平同志的評價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會上華國鋒的發言和下發的稿子還是講“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們黨內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義執言，為鄧小平說話。陳云率先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發言，呼吁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王震也對阻撓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復出的人大加抨擊，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斗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雖然陳云的書面發言和王震的發言都因不合華國鋒等人的意見而受到壓制，未能在會議簡報上刊登。

　　“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點了頭、定了性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無疑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所以華國鋒才這樣推三阻四，諱莫如深。但是，面對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強烈要求，特別是老同志的極力呼吁，華國鋒也不能無動于衷。他在會議結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個苛刻條件，就是讓鄧小平對“兩個凡是”表態，對“天安門事件”表態。這年的3月，他派中央辦公廳的兩位負責人汪東興、李鑫專程去看鄧小平。要他寫個文件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說：“‘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系，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他還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面對越來越強烈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黨中央終于作出了順乎民心的決定。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1978年11月，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再次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問題。中央接受了這個要求。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對于“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鄧小平看得更為長遠。他后來說：“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不正確，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于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他強調：“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運動，盡管不是黨有組織地領導的運動，仍然是1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而反對‘四人幫’的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群眾的革命覺悟同黨多年來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們中間的主要積極分子正是黨團員。因此，決不能把天安門廣場那個群眾運動看成為與黨的領導無關的像‘五四運動’那樣純粹自發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