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2013年提出來，開始大家都不太明白。經過這段時間的研討。我談一下我個人的理解。 “一帶一路”雖然只是習近平的倡議，但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


　　為什么我們要“一帶一路”？


　　第一，金融危機打破了“西方消費、東方制造”模式，國際分工重組。


　　整個世界經濟，特別是經過了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整個的世界經濟在重構。過去那種“西方消費、東方制造”這種國際分工的模式現在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國家，美國、歐洲的消費能力會下降，它的儲蓄在增加。它再靠借錢來消費難以為繼了。同時，對咱們東方制造，我們大量出口、大量順差的這種模式現在都進行了新的重組。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新的市場，需要有新的發展模式。


　　第二，全球性產能過剩加劇，需要新需求、新增長動力。


　　產能過剩，其實不僅是中國碰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全球碰到的問題。因為現在各行各業，包括最近出現的石油價格大量的下降，包括銅價一天就跌了7%，整個的大宗商品的過剩跟全球的生產過剩都非常有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全球范圍內需要新的需求，特別是需要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重構，TPP\TTIP需要第三極來平衡。


　　我們前幾天在美國跟很多的美國官員和企業家接觸，他們說這是很好的、很高大上的規則，但是真正推行起來還是很困難，因為即使是發達國家，以及那些和發達國家聯系比較緊密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全能接受這么高的規則的。假設這兩個都成立的話，那么一個把泛太平洋給包了，一個把大西洋給包了，這個世界就剩不了太多的了。我們需要第三極，中國應該積極加入。這第三極恰好就是主要的部分都在咱們這“一帶一路”之上。也就是說，這個世界需要一個除了TPP泛太平洋，泛大西洋合作的之外還需要第三極，而且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


　　從國內的角度我們也需要一種新的戰略，新的發展戰略，新的開放戰略，過去三十年的開放戰略是什么呢？是引進來的戰略，我們把國門開放，把資金引進來，產品賣出去。這種開放的模式，現在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


　　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因為勞動工資的不斷上漲，基本最低工資，如果加上其它成本的話，幾乎都要四千到五千美金一個人，這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亞洲已經是相當高的勞動力成本了。所以我們一大批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要轉移，一種可能是轉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資也不低，相當部分要不斷地轉移出去，需要一個承接。


　　更重要的是過去我們“引進來”這種開放模式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從去年開始已經成為了對外投資的凈投資國，也就是外國直接投資進到中國來比咱們中國直接投資到外國去還少，而且這個速度一旦出現了之后，我們的對外投資是每年有20%、30%的增長，而引進來投資每年是百分之幾的增長，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如果說2002年的時候我們幾乎對外投資還幾乎為零，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對外投資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從中國內生的經濟來說，需要一種新的開放戰略，一種新的開放模式，就是在“引進來”的同時要大規模地“走出去”，甚至我們走出去規模比引進來規模還更大，因為中國是一個儲蓄率非常高的國家，我們的投資消耗不了這么多，一定得走出去。


　　基于這些，從國際宏觀環境的需求和國內的經濟需求，我們需要一個新戰略，一個新的開放戰略，這個開放戰略，我們就可以用“一帶一路”來概括起來。而這“一帶一路”，大家不要把重點放在“一”字上，雖然它叫“一路”，叫“一帶”，但實際上這是我們新的未來開放的一個大戰略。


　　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就可以看，現在我們的“一帶一路”，遠遠超出了過去想的那種“帶”，那種“路”的概念。在這里包括國家有65個，人口是44億，占全世界人口的63%，這實際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圍的開放。


　　而這65個路、帶國家，整個的外貿、外資的流入，每年增長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長都快很多，而且預計未來的10年，在這65個國家，我們稱之為“一帶一路”的國家里，整個出口將會占1/3，真正成為第三極。如果說其它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極的話，我們這里出口達到1/3的話，理所當然的成為第三極，當然這里有很多重復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這65個國家里中相當多的國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金，跟我們就會有一個發展的差。而這里人口就有將近30億，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可以創造非常大的市場。


　　從國內來說，“一帶一路”把國內需要大力發展的，特別是在“一帶”上，把我們的西部大量開發。在“一路”里，實際上包括著亞太的經濟圈，包括跟歐洲經濟圈相連，跟亞太經濟圈相連，恰好這“一帶一路”就把整個世界給包括起來。


　　如何做好“一帶一路”？


　　一個是資源互補，市場共享，而且在這里面還有充足的資金，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一些國家是資金過剩，一些國家是資源過剩，一些國家是勞動力資源，一些國家是市場，他們之間的互補性非常強。


　　而且這“一帶一路”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實際上是長期以來多變的、區域的、雙邊的合作機制。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了很長時間，我剛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在1990年的時候，就推出了各種各樣的亞太經濟合作，包括湄公河三角區，包括中亞經濟合作。這些在過去的20多年里都做了很多的鋪墊，各國這種互通的概念，進行亞太經濟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甚至很多的項目都已經設計出來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恰好是已經形成的亞太經濟合作把它推到更高的層次上，而且事實上現在已經有50多個國家已經明確表態支持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這一“帶”里面包括新亞歐大陸橋、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基礎設施優先，特別是在這一“帶”的時候，首先要把路打通，要把通信打通，這些基礎設施是首先要把它做好的。


　　這個基礎設施實際上不僅是在這“一帶一路”，其實現在在全世界范圍內都興起一種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包括發達國家。前幾天我們在美國坐的火車搖搖晃晃，在上面看書都覺得不方便，這些都需要重新來建設，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一“帶”的發展中國家里，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非常需要的。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每年的亞洲國家需要73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現在已經涉及的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包括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還有油氣管道，包括電力通道、通訊的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帶一路”，特別是在一帶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這個是很重要的投資方向，而這個領域恰恰又是中國的強項。


　　中國的強項，不但在于我們有很強的土建或者說建設基礎設施設計施工的能力，還包括我們有很強的資金能力，因為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錢，我們有很多的外匯儲備，我們有一定的設計能力，我們可以帶資參加這種基礎設施建設，這應該說是各國非常歡迎的。而基礎設施的投資，根據在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我們長期工作的經驗看，一般說來，它的投資回報都是相當穩健的，而且都會造成很多很多的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所以投基礎設施的風險相對比投其它的更小。


　　我們這個“一帶一路”，跟一般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種國際組織“把這個路修完了就走了”不一樣，我們還有其它的工業產業同時走出去，跟它進行對接。有了基礎設施，產業進去就容易，能夠發展，可以減少它的成本。反過來，有了產業進去，基礎設施才能發揮它的作用，才能還得起這個錢，才能有經濟效益。而我們現在正處于勞動密集型產品要大量的外遷，要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去，另外我們其它相對來說比較成熟的工業，像核電、軌道交通、工程、機械、汽車等等，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到國外投資的強項。


　　像過剩的產業也可以向這些國家進行轉移，這些都是別人非常歡迎的。而且就跟我們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一樣，我們極度需要其它的外國資金到中國來投資一樣。此外，在“一帶一路”里，我們還有強大的金融支持，現在幾個機制都在設計中，而且都在推動中。例如馬上要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1000億美元、金磚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等，包括現在的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不但錢有了，而且有很好的機制能夠使這些資金相對比較安全地被使用。


　　“一帶一路”風險何在？


　　“一帶一路”是一個新時期的大戰略，當然這里有存在著很多的風險，這些風險首先是大國關系問題，中美、中歐、中日，像這些跟“一帶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沖突，它們都是有很多的疑慮，這個怎么處理。對俄羅斯來說，（這“一帶一路”）是它長期的合作范圍，我們在推動中亞一路的時候，跟俄羅斯的關系（非常重要）。在“一帶一路”里南亞國家是我們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在這里又是印度傳統的勢力范圍，怎么處理好這個關系，這首先是對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的很大的挑戰，而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們有很好的設計。


　　除了這個之外，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過大，特別是政治、社會、法律之間的差別過大。這都讓我們的投資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資還是民間的投資，都充滿著巨大的風險。這里還涉及到一個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別復雜。所以在“一帶一路”，特別是在一“帶”里，我們一定要有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做研究和處理。


　　除了外部風險之外還有內部的風險，內部風險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的國民有沒有一種大國心態、大國風度，特別是有沒有一種大國能力。過去都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IMF，他們提出一些東西我們參與，而這個我們是提出國，是發起國，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種大國的心態。


　　所謂大國心態就是我們要能夠有吃虧的想法，我們要考慮別人的利益在里面，不能光考慮自己的利益。這里面咱們準備好了沒有？咱們的輿論界、學術界、政府，包括老百姓，我們準備好了沒有？特別是大國能力。這里要提出來，你要拿得出很好的規劃，很好的計劃，而這個規劃和計劃不能考慮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慮別人的利益，讓別人也能真正跟著你走，這個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時，我們的企業走出去的準備還相當不足，企業在現在的環境里可能還能生存，那么走出到這樣的惡劣環境里我們能不能生存？我們的企業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大規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我們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學費。包括我們承受風險的能力，這種承受風險的能力不僅是企業本身的抗風險能力，而且整個風險分散的這種機制有沒有，我們的金融體系能不能幫助企業把這個風險分散掉，這些都是不足的。


　　還有很多技術上的，例如保護主義的風險，例如產業本身的風險、匯率的風險、金融的風險，還有社會的風險，投資國對我們發展這些領域，對環境的要求，對法律的要求，對社會的要求等等。我們能不能真正達到一種共贏的局面，這些都是我們在推動“一帶一路”的時候面對的巨大風險、巨大挑戰。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還需要去學習。機會都是給有準備的人，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動的時候，這需要格外的謹慎，需要格外的努力，需要我們有一種全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