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可惜的是，巧能成事、即對孫子兵法的上述勝戰之道運用純熟的，卻是近代的日本：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04年日俄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1941年偷襲珍珠港，日本在其毀滅之前的歷次軍事冒險，都獲得了戰役上的勝利。

    日本在近現代戰爭中戰術上的成功與理性，并不能掩蓋國家戰略的短視與狂妄；但至少也說明，日本人在戰略思維上的特點，是必須認真對待與研究的問題：日本的戰略思維，既有日本人國民性格的基因，在戰略方法上，卻是原汁原味地領會了《孫子兵法》，反而是中國的戰略思維，總是背離了老祖宗的智慧財富。

    戰略思維，即指導特定組織行動的方法與邏輯。了解對手的戰略思維特點，方可謂“順詳敵之意”，才能千里殺將，或者不戰而屈人之兵。

    研究日本者，以關注其文化與國民性格者居多，戴季陶的《日本論》（1928年），蔣百里的《日本人》（1939年），到著名的《菊花與刀》（1944年完成，1947年公開出版）。其中，《菊花與刀》被認為影響了美國的對日戰法（原子彈逼降、不采取登陸日本本土作戰、保留天皇等），甚至影響了美國對日本的占領與統治方式。

    《菊與刀》為美國人如何做好日本的征服者提供了文化指南，中國作為在半個世紀里被日本征服、侵害的國家，對日本的研究卻仍然以日本文化為核心，就有點大謬不然、南轅北撤了。

    作為中國近現代最大的侵略者，中國對日本的心態是蔑視加仇恨再加幾分羨慕，缺少的是冷靜的剖析?？谷站褪怯涡屑拥种迫肇洠瑓s沒有認真總結日本人屢敗歷屆中國政府（清朝、袁世凱、蔣介石）的戰略思維。戰略短視的國家，被動挨打是必然之事。

    本文希望對中國的日本研究及其路向有所補益。

    日本人的戰略思維特點，有戰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日本國民性、特別是對中國情結的特殊性。日本人對中國的戰略，以全世界范圍來看，是獨此一國、絕無僅有。恰恰是這個獨一無二，讓中國以兩個朝代的覆滅、3500萬人的代價，遭受了最沉痛的損失。

    基于日本對中國戰略的策動與實施過程，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的歷史軌跡，總結為七個戰略要素，由一個戰略目標與六個戰略方法組成的完整的國家戰略系統。為便于記憶，取名為日本人戰略思維的“非常6+1”。

    先說日本運用純熟的六個戰略方法：

    1、戰略煙霧：麻痹對手。

    為了掠奪中國的財富，在豐臣秀吉的海盜戰略失敗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朝鮮為跳板、割據東北、控制華北的戰略。直到甲午戰爭，清政府對于日本假道朝鮮侵略中國的意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當做笑談。

    日本人為了麻痹清政府，打出一副幫助朝鮮的正義嘴臉，培植朝鮮內部的革命勢力，目的就是將清朝的宗主勢力先趕出去，獲得朝鮮這塊進軍中國的戰略跳板。

利用溥儀成立滿洲國，偷襲珍珠港前對美國的示好，日本人在戰略煙霧上都費盡心機。戰略煙霧的最大目的，就是麻痹對手。釣魚島國有化有利“維穩”論，就是一個新的戰略煙霧，即灌給中國與美國的迷魂湯。

    2、戰術準備：精密算計。

    日本的劍術、茶道、插花、漆器等，都侵潤著注重細節、算計、專注等精神，與不求甚解、崇尚無為的中國性格相比，日本人崇尚精密算計與高度可控。

    無論是甲午前日本舉全國之力的海軍建設，對中國軍事、經濟、政治戰略情報的搜集，滿洲國的殖民化，或是偷襲珍珠港的計劃，即使是松山戰役體現出的對戰斗地形與防御火力的科學配置，無一不體現日本在戰術準備上的不厭其煩與鉆研精神。

    這種無中生有、巧能成事的戰術準備，使一切偶發的行動都與最終目的相聯系：到現在，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都被日本人刻意描述為類似薩拉熱窩刺殺案的“偶發事件”，就像將西門慶勾引潘金蓮，歸結為潘金蓮的窗簾桿偶然砸到了西門慶。

    這些睜眼講瞎話、瞞天過海的論調，竟然被部分中國的歷史研究學者相信——這些歷史學家的戰略智商基本為零。

    3、唯勝為大：沒有底線。

    日本人有切腹自殺的性格，也有翻臉像翻書的秉性，在日本人，堅毅與投降是可以并存在一個人身上，為了勝利的投降，向強者屈服及學習，并不可恥。黑船事件、原子彈之后日本對美國的態度，就是這種性格的體現。為了勝利，日本人什么都愿意去干，沒有任何道德的、原則的、面子的顧忌。

    這種能上能下的二皮臉性格，中國人還真是不具備。很多時候，中國人的性格很“宋襄公”，如被儒家贊頌的正冠而亡的子路。

    對日本人，要么你徹底征服他，要么他就會徹底征服你，這是日本人戰略思維的邏輯。中國人喜歡的雙贏、為對方考慮（厚道）等，在日本文化里幾乎沒有。投降與妥協是日本人理解的弱勢者的策略——其實這就是屈服的本質。

    4、間接路線：亂軍引勝。

    間接路線戰略，就是《三十六計。聲東擊西》里的“敵志亂萃”、《孫子兵法。謀攻》里的“亂軍引勝”。間接路線方法包括培植內間內應（上智為間），支持敵國內部的不同政見者，讓敵方決策層內部產生分歧，渲染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各階層離心離德。

    間接路線的主要目標，是敵方決策層及社會精英，使這些掌權者內部分化，社會思想混亂失去凝聚力等。

    魯登道夫在《總體戰》（1935年）一書里寫道：民族的精神團結是總體戰的基礎。軍隊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現在其體力的、經濟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決定了軍隊在總體戰中的力量強弱。精神力量在維護民族生存的斗爭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軍民團結如一，休戚與共。只有精神團結能最終決定這場爭取民族生存戰爭的結局。單單依靠這種精神團結，人民便可以不斷向艱苦搏斗的軍隊輸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為軍隊工作，甚至在戰爭艱辛和敵人攻擊下，也能始終保持克敵制勝的不屈不撓的信念。

 對任何—國人民來說，最為緊迫的任務是認清破壞其團結的殘忍的敵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對破壞分子采取嚴厲措施，促成民族的團結。而總體戰領導的最為緊迫的任務是，要求總體政治領導推動民族團結——而這本來就是總體政治所應負的民族義務。如同要求對敵人有一個正確認識一樣，對民族團結的本質及其基礎也必須持正確看法。

    破壞這種民族精神、國家團結，或者讓對手自廢武功、自行崩潰，是間接路線的戰略目的。

    5、假癡不癲：既成事實。

    《三十六計》對假癡不癲的解釋是：寧偽作不知不為，不偽作假知妄為。

    日本人戰略思維的特點是擅長偽裝——說“擅長”都委屈了日本人，說熱衷迷戀陶醉可能更合適：出兵朝鮮，是為了幫助朝鮮脫離清朝的宗主統治；占領中國，是為了幫助中國擺脫反抗西方文明；釣魚島國有化，是為了減少刺激中國……這些假癡不癲造成既成事實的做法，做的人是假傻，信的人才是真傻。

    釣魚島事件之前，從石原拋出購島論開始，國內外的很多專家都在論證購島的不可能（就像現在論證中日戰爭不可能一樣），日本官方甚至多次傳遞“維持現狀”的信息，直到在一個月內快速完成所謂國有化交易，才讓中國認清這場雙簧戲的真實目的。

    現在中國做出強硬反制，日本再次啟動虛虛實實的偽裝欺騙手法，這邊呼吁冷靜克制，那邊示弱經濟受損，不知國內將游行抗議等同于暴民、唯恐損害經濟的專家公知們，究竟是真傻還是裝傻？

    日本人對于在假象中達到目的的精巧計劃及其熱衷，甚至視為最大的獎賞。瘋狂與冒險是日本的性格特質，中國語境下理解日本人的瘋狂與冒險是完全錯誤的：中國語義里的瘋狂與冒險都意味著沖動、偶然性、魯莽甚至幼稚等，日本人的瘋狂與冒險是經過精密算計、精心準備、恒心堅持的瘋狂與冒險，是一種高度理性（未必正確）的狂熱。武士道、下克上、偷襲珍珠港等，都是這種性格的體現。

    6、不宣而戰：一戰決勝。

    傳統的戰爭通常經過宣戰、動員、集結、對陣、戰役等諸多階段，且經多個小戰役而最后決戰。現代戰爭無數次顛覆這種戰爭過程的觀念：如首戰即決戰。日本的近代戰爭方法，對西方的戰爭思維也造成沖擊。

    魯登道夫在《總體戰》里總結道：以為戰爭必須從宣戰開始，是一種錯誤觀點。日本1894年對中國的戰爭和1904年對俄國的戰爭，是以突襲中國或俄國的運輸艦或戰艦開始的。不要象1914年那樣，發表什么宣戰書或漏洞百出的人民宣言，它曾使德國的作戰和人民在戰爭初期遭受了難以言狀的損失。

    顯然，不宣而戰、一戰決勝，在納粹德國的閃電戰中得到體現，偷襲珍珠港則是日本式戰略思維的延續。

    在可能的釣魚島交兵中，戰斗的形態將依然會是不宣而戰且一戰決勝——從目前的實力對比上看，日本并不擁有一戰擊潰中國，或者成建制擊敗某個艦隊的能力，重現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概率幾乎為零，中國卻在理論上擁有“摧毀日本”的能力。

但這種戰略上的優勢，并不意味著可能的“釣魚島海戰”，中國一定會獲得戰役勝利。日本在局部戰役上的武器等優勢，未必比中國軍隊差。認為釣魚島海戰中國必勝，這是危險的輕敵思想。

    有些友好人士看了上面的內容，或許會認為將日本人妖魔化或想得太復雜，如這位資深媒體人連清川《別妖魔化日本，中日戰爭可能性為零》的文章。

    本人在《中日關系終歸要有個了斷》里已簡要闡述了日本的國家意志：從豐臣秀吉開始，經明治維新到二戰，延續至今，當前日本掌權的政客，依然存有霸占中國、征服中國、打壓中國的思想，這是日本300年來對中國的國家戰略：日本人還沒有學會或不想回到軍事上臣服美國、經濟文化上不如中國的國家處境。

    統帥上述六個戰略方法的，就是日本人近3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來形成的超越中國的野心。在過去100年對中國的優越感里，日本人從“骨子里”對中國的崛起與強大最不舒服。

    7、戰略意志：綱舉目張。

    從明治時期的瓜分中國論，到二戰時期的亞洲救主論，到今天的中國威脅論，日本的國家戰略始終以侵略中國為基本目的。即使在今天這樣雙方各方面實力已經發生逆轉的形勢下，日本人還是不能接受或千方百計地想改變這個趨勢——這是日本國家戰略，及其背后的國家意志與驅動力。圍繞釣魚島的一切，無非是掩蓋日本人真實國家意志的戰略煙霧。

    戰略意志有三個要素：目標清晰型、堅定性、持續性。日本對華的戰略意志，從遂行（1894年甲午戰爭）角度持續100多年，從形成（豐臣秀吉1592年萬歷朝鮮之役）算起延續420多年，日本對華戰略意志有深刻的歷史根源，萬不可忽視或輕覷。

    并不是中國人在費凈心機圖謀日本，是日本到今天還在不合時宜地延續其100多年來的國家意志，在無所不用其極地企圖遂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侵略中國或者讓中國在內亂中衰敗。

    這是中日關系必須有個了斷的根源：日本人一天不死心，即放棄其錯誤的國家戰略，中日之間就一日不得安寧，東亞乃至世界和平也難得安寧。

    認識日本人的戰略思維，尤其是對中國戰略思維的特點，并不意味著中日會發生二戰那樣規模的戰爭，但即使是潛在的、局部的“釣魚島海戰”，也足以顯示真實而深入地認識日本，并非可有可無之事。

    從現實角度看，中國歷來對日本的輕視，是一種最錯誤的顢頇自大，或曰戰略誤區。只有真實、深刻地看透日本，才能解決日本這個問題。

    對于朋友，可以只用感受、情緒甚至鈍感；對于對手，必須剖析透徹。是對手又不去剖析，最后只會吃虧。這條原則在戰爭上、商業上、人際交往上都適用。

    最后說一句：對日本地理歷史文化的研究，各隨各興趣；對日本戰略思維的研究與認知，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附：為什么今天還會出現“日本問題”？

    二戰的日本，實際被美國擊敗，在蘇聯對日本精銳關東軍開戰后，日本孤立難支，選擇了投降。

這個投降，避免日軍精銳被全殲：投降時日軍總數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不到15%；關東軍向蘇軍投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這是劉老師所說的“瓦全”，對日本來說無異于“詐降”，軍國主義分子的幽靈還堅固地存在于日本社會。這些人，即1950年以前生人不徹底退出人類舞臺，日本軍國分子就會不斷附體重生。

    我們可以寄希望于“戰后新一代”。這一代人，總體來說，生活在和平的環境里，理性、和平的愿望大于戰爭與復仇。

溫馨提示：

⑴摘自實戰紅色管理創始人孫軍正老師培訓課堂經典案例。孫老師是中國實戰紅色管理創始人、中國紅色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紅色管理學會會長，他根據多年的管理及培訓經驗，將紅色精神與西方管理巧妙結合，將理論性、實踐性與趣味性相結合，講解深入淺出，演繹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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