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云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斗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表明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人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并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后也發生了變化。據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并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陜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于12月4日到達西安后，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陜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并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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