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于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陜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斗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于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并堅持斗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采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會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于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考察報告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斗，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并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借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后，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于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松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后，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并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后，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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