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這個世界，哪國人最沒有信仰、最實利主義，答案肯定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實利主義被眾人所詬病，我不愿為實利主義開脫，但對比那些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來說，實利主義卻顯得溫和許多，寬容許多。實利主義者，趨利而避害也，凡做一切事情、看待一切問題皆從自身利益去考慮，但原教旨主義者——乃極端的信仰者，非趨利而避害也，為所信仰、所奉獻的價值，不惜自我犧牲，更不惜拿別人去犧牲，任何事與物都必將被包含于他們所信仰的價值體系里，否則必遭口誅筆伐，甚至殺身之禍。我想實利主義與原教旨主義就像絕對正極與絕對負極的關系吧，兩者皆不可取，我僅用一個比較壞的價值觀去說明另一個價值觀更糟糕。

原教旨主義者并不是什么新鮮詞，但是它對我們的傷害卻無時不在，地球上每一處的槍聲以及爆炸聲，無時無刻不提醒著他們的存在，他們拒絕溝通，拒絕寬容，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與“非我們”之間作斗爭。無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沖突，還是東西方文明的沖突，都遠離不了原教旨主義的夢魘。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沒有宗教的科學是沒有保障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這兩者實際是泛指人的精神信仰與理性精神，精神信仰來源于人的情感緯度，而理性精神則來源于人的思考緯度，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就兩大緯度作了細致的研究，他認為這兩個緯度不能同時進行，一個人不能在同一個時間點即用情感去感受事件，又用思考去分析事件，彼此是一種替代關系，任何人都具有這個兩個緯度，但是此消彼長，有所則重，這就可以說明 —— 當很大感性的人（主體）在向其認同的價值觀念（客體）投入過多情感的時候，就很可能被客體所同化，最后就失去了主體對客體的駕馭，相反是客體駕馭了主體，人在信仰中逃避了孤獨，卻在認同的客體中所同化。  

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浪漫主義席卷歐洲，那是一個主張情緒宣泄的情感泛濫年代，這種文化現象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達到了頂峰，無論在音樂界，還是文學界、哲學界，從瓦格納到叔本華、尼采，再到政治界的希特勒、斯大林，可以說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者，同時也是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同樣都是以浪漫主義精神投入到所認同的價值體系中，于是被客體所駕馭，甚至到二戰后彌漫美國社會的麥卡錫主義也同樣是狹隘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成為戰爭的源動力，戰爭的爆發并不能單純地指向某個人或某個政黨、某個民族，當主體被客體所同化，當人被其信仰所囚禁的時候，當“我們”與“非我們”發生沖突的時候，戰爭就不可避免。

二十世紀中葉，美蘇爭霸開始，世界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所分割、所對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夢魘一直盤旋在人類上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是為人類所服務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總是為人類所服務的，但是當人們把它們所神話到不可置疑、不容改善的時候，這還是社會科學嗎？因為科學的精神是改善的精神，是實踐的精神，而不是被神話的精神。

馬克思、恩克斯的偉大成就在于開辟了另一條人類的新道路，但是這套科學體系，同樣具有時代性與不完整性，它不是一層不變的，既然是一門社會科學，那么就應該時常在認可中、質疑中與改善中，不斷前行與發展，相反越是那些永恒的真理，就越沒有生氣，它們只能在僵化中老去， “永恒”是人類所去定義的，而“僵化”是必然的結果，文革十年浩劫，中國人被客體化了，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中國人從萬丈懸崖邊拉了回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重新詮釋并完善了社會主義，當東歐人、蘇聯人嘲笑我們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當他們不再嘲笑時，卻被我們甩得很遠很遠，中國今天的成就在于我們走出了原教旨主義的軀殼，并在不斷改革中，摸石頭過活，一步一步往前走。

而對于那些極端的信仰者來說，最殘忍的莫過于親手毀滅掉自己的希望，日本六十年代的一個老電影《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描述了在1945年8月15日前夕的日本軍部暴動，這些極端的軍國主義者實在難以接受所謂大日本帝國投降的事實，不惜攻入皇宮，阻止日本內閣與天皇投降，這些日本軍官、日本士兵紛紛以自殺而表示愛國，其實是他們根本無法毀掉自己一直所希望、所向往的軍國主義夢想，千萬別用高尚來形容這些軍國主義者，這些法西斯分子的主體性完全失去了，他們都是一些不會思考的軍國主義軀殼而已。

有人會說信仰乃是一個動詞，被信仰的標的物是致使原教旨主義者產生的真正原因，有人說這是一個精神病現象，因為弗洛伊德就指出強大的超我會使人走向極端，是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共同特征，只有建立強大的自我，控制住人的本我與超我，人才會擁有最理想的心理健康狀態，我都很同意上述兩種看法，但是“信仰”這個動詞卻常常在使用的過程中被慣性化，當速度不能夠停下來的時候，很多人就因為信仰而變得不寬容，變得憤怒，變得殘忍。其實“誠實、善良、寬容、勤勞”這些中國的傳統世俗觀念早已為人所熟悉，所共知，所認同的信仰，就這么簡單！